摘 要：在功能主义叙事下，抗战时期的在华记者往往被视为受到国家利益支配的工具，其参与话语建构的能动性时常被忽略。在客观环境和文化隔阂的限制下，战时新闻报道难以达到新闻的“整体真实”。作为在空间网络、社会规范、社会结构三重视角下战时中国的“局外人”，英国记者乔治·何克一方面冲破了多数在华记者的既定行为规范，以最大限度接近整体真实为目标，在观察和反思中逐渐形成独立的新闻观念和总体判断；另一方面弱化自身与中国平民之间的不同，通过调研基层社会这一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实践方式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在走访和调研中深度反映底层叙事和事实真相。这种“局内人”新闻观与新闻实践模式，与何克本人主动参与历史话语建构的内驱力密不可分，也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交往的积极导向密切相关，它有效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工合运动的理解支持，历史证明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更是有利于中国抗战胜利和社会团结的。

关键词：乔治·何克；在华记者；战时新闻；新闻真实；抗日战争

2015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致辞说道：“我们不会忘记，英国曾经向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经济和道义援助。一位中文名字叫作何克的英国记者，积极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还担任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为带领学生向安全地区转移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乔治·何克（George Aylwin Hogg），1915年1月出生于英国，1938年2月首次来华，1945年7月在甘肃山丹去世。在华期间，何克具有多重身份，习近平主席特别提到了何克的记者身份。何克曾任美国合众社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特约记者，后曾为英国《新政治家与国家》（New Statesman and Nation）、美国《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等报刊供稿，出版纪实报告《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在已有关于何克的研究中，关注其作为中国工业合作社“洋秘书”和培黎学校校长的文献较多，但由于相关一手资料较少，对何克新闻实践的研究目前几乎空白，包括其早期作为特约记者，特别是后期作为兼职记者、自由撰稿人的经历。

作为一名参与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英国记者，何克与同时代其他来华记者既有交集又保持独立。何克曾在史沫特莱的介绍下访问延安，弥留之际让身边人为其朗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但他始终作为独立个体，以新闻真实性原则记录和传播战争年代中国的社会民生，并用平民视角深度调查、亲身参与、毕生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这种主动参与话语建构活动的新闻实践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在已有关于驻华记者的研究中鲜少得到重视。相反，多数相关研究囿于功能主义理论视角，将西方媒体和记者的新闻生产活动归结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共同支配下的产物，从而直接促使研究者将驻华记者视为一种国家利益支配下的或建构国家形象的工具。

在功能主义视野下，在华记者通常被视为战时国共两党进行海外宣传的争取对象。具体而言，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国共合作期间，在华记者多以旁观者的身份介绍中国抗战，配合国民党的战时对外宣传。国共关系破裂后，在华记者继续以旁观者身份撰发战讯，开始与国民党当局产生冲突。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于对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反抗，在华记者的报道重心由重庆转向延安，1944年甚至组成记者团冲破封锁前往延安采访。在这种功能主义叙事下，在华记者从“旁观者”变为“当局者”，实为以共产党为参照的一种立场转变，即是否在对共产党的抗战实践进行“旁观”。事实上，“旁观—当局”的立场转变是众多观察角度之一，无法囊括在华记者新闻实践的另一种可能——以中国战事为参照的“局内”和“局外”两种状态。这种“局内—局外”不以政治倾向简单划限，转而关注在华记者是否深度参与中国抗战、能否全面反映社会现实。以何克为代表的在华记者，不带成见地来到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摸索和碰撞后选择深度参与战时中国的自救运动，从报道战事的记者变为深度调研的建设者，成为一名“局内人”。然而在功能主义研究的主导下，何克等“局内人”成了相关研究的“失踪者”。

不同学科视野下的“局内—局外”路径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而何种方式更能反映社会现实是这一路径所审视的关键问题。一些学者从空间网络角度出发，以距离事态发展中心的远近为标准强调在场与不在场，例如政论家李普曼，认为局内人是距离核心事实更近的人群且表现出行动者特质，历史学家柯文将西方中国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视作局外人视角并加以批判。另一些学者显然更强调作为局外人的“清醒”，例如文学中的“肉身在场却精神离场”和“局外人写作”、拉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研究中的“政治局外人”。除了空间网络视角，局外人也是社会规范视角的产物，被认为是与现有社会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处事态度格格不入的人，例如作家加缪《局外人》中的主人公，以及社会学家贝克尔的“越轨者”和鲍德里亚的“他异性”，均强调局外人视角在全面反映社会现实中的重要性。与这些“局内—局外”的二元视角不同，社会学家默顿强调二者的整合，通过加入社会结构这一决定性要素，将局内人/局外人定义为是否具有特定社会身份的人。在这一前提下，局内人具备优先获取相关知识的优势，局外人能够对异己群体提出必要见解，将这两方面交互渗透，从而“不再追问局内人或局外人是否垄断了社会知识或优先将其获取，而是考虑他们在探索真理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的和互动的角色”。与此类似的，人类学家强调田野调查应在局内人的“文化钝感”和局外人的“文化敏感”之间做好平衡，也是出于最大限度反映客观现实的考虑。

何克的在华新闻实践本质上是外国人记录并传播战时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作为一名空间网络、社会规范、社会结构三重视角下的局外人，何克如何在发挥局外人优势的同时克服这一角色带来的障碍，最终以局内人的视角和方式深度融入基层中国社会，将是本文关注的重点。笔者查阅了保留在英国档案馆的何克报道作品、书信手稿及其他材料，参考了有关何克最新、最权威的传记《一束野草》（Blades of Grass：The Story of George Aylwin Hogg）及相关报刊，并与其家人进行了交流，试图还原记者何克在华新闻实践的复杂过程，关注其新闻实践背后的社会交往空间和思想转变过程，即哪些关键人物和瞬间及其他影响因素促使何克先后做出了留下报道中国、传播中国“工合”（中国工业合作社）事业，以及将所写付诸实践的重要人生决定。

一、何克在华新闻实践的三个阶段

与同时代的多数外国在华记者不同，何克的新闻理念与实践是在行走中国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和深入的，其新闻理念和在华新闻实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到上海坚守武汉：从游历者到新闻记者

何克是从一名游历者转变为新闻记者的。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何克曾游历欧洲、美国和日本，于1938年2月到达上海，与其姨母即著名和平主义者穆里尔·莱斯特会合。在到达中国前，何克的计划是在汉口一所大学教几个月书。彼时南京沦陷不久，何克在目睹日军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看到大量凄苦的战争难民后，产生了留在中国继续了解现实情况的想法。当时《曼彻斯特卫报》在中国恰好没有固定通讯员，经人介绍，此前没有从业经验的何克成为该报临时通讯员，他很快就上海百姓生存状态写了第一篇报道。

随着战线向内陆推进，武汉一度成为中国抗战中心和报道焦点。何克到武汉后，暂住在美国中华圣公会吴德施主教提供的住所，这里是当时外国在华记者和外交人员的集散地，在武汉开展工作的周恩来也曾到访此地。何克结识了斯诺夫妇、史沫特莱等一些外国记者，并成为美国合众社的兼职记者，同时继续为《曼彻斯特卫报》供稿。何克积极报道武汉会战，“他本来完全可以参加战地记者团坐等国际援助，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但他一直战斗在前线。”1938年10月底武汉沦陷，何克记录了难民运送计划及最后一艘客船驶离汉口的场景，成为最后撤离武汉的18名外国记者之一。

（二）访问延安考察边区：新闻观的巨大转变

延安和边区之行让何克思想发生巨大转变，并从此坚定了人生方向。1938年6月，经史沫特莱介绍和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何克前往延安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在刚刚到达距离延安几十里的村庄时，何克询问村民“八路军好不好”，村民们则以笑脸给出了答案。在延安期间，何克访问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与聂荣臻成了朋友。他还考察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感受到了延安的朝气和军民的团结。延安之行时间不长，却使何克思想上深受触动，甚至对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政府将会发展出怎样的社会形态”充满期待。

何克撤离武汉后回到上海，并于1939年1月再次前往日本，在此他敏锐感受到了日本民心的动摇。何克坚定了回到中国的决心，经朝鲜、伪满洲国回到北平，计划联系聂荣臻并重回延安。1939年4月，何克在前往延安途中罹患斑疹伤寒，幸好得到白求恩的亲密战友、新西兰护士凯瑟琳·霍尔的悉心救治。在曲阳县宋家庄村养病期间，何克深入考察了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并把这里描述为他“迄今生活过的、包括牛津在内所有地方中最美的世界”。在八路军总司令部，朱德鼓励何克继续去宝鸡找工合运动领导人路易·艾黎，并要他“如实地、清楚地写下他所见的一切，告诉全世界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段经历让何克的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个热衷冒险游历、渴望在新闻界绽放光彩的牛津毕业生，而是一名希望深入基层反映社会现实的记者。

（三）辗转西北投身工合：从报道中国到建设中国

参加并宣传中国工合运动，是何克的重要人生经历，直至把年轻的生命留在这片土地。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社推广办公室在汉口开业，何克是第一位访问该办公室的记者，并遇到了路易·艾黎，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友谊。1939年10月，何克成为西北工合的外文秘书兼宣传部部长，主要负责宣传报道工合组织的工作情况。

在参与工合运动期间，何克继续他的记者生涯。1940年9月，何克成为美联社兼职记者，同时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调研和报告写作上。1942年，何克完成了《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的写作。1942年6月，何克决定永不离开中国，并在当月的家书中写道：我的工作将是与这里的人民联系，在这个国家发挥作用。工作之余，何克继续为英美媒体撰稿。1941年至1943年初，何克关于中国工合运动在甘肃蓬勃开展的长篇报道曾发表于《新政治家与国家》《密勒氏评论报》等报刊上，刊于《曼彻斯特卫报》的部分文章还被英国《太阳报》转载。到了1943年3月，由于培黎学校事务太过繁忙，何克已无法应约为《泰晤士报教育增刊》或其他媒体供稿。此时何克正在撰写第二本著作，去世前几乎完成全部书稿，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国民党审查和四处辗转，这些书稿没能寄出且未有留存。

二、接近整体真实：“局内人”的新闻观

何克来到战时中国成为众多在华记者的一员，在空间网络上成为报道中国抗战的局内人。他既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又没有相关经验，虽与传统在华记者群体是社会结构层面上的局内人，但在社会规范意义上，他从一开始就是这些同行的局外人。李普曼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为局内人，不在于他是否为专家或精英，而在于他是否处在能够最大限度了解真实情况的位置，扮演着决策者和管理者的角色。换句话说，行动是局内人的共有特征，且他们通常处在最接近真实的位置。具体到新闻从业者，“接近真实”和“行动力”就是作为局内人的独有特质，分别对应他们的新闻观和新闻实践。何克始终以追求真实为目标，在不断地主动参与中建立了一套适用于战时中国的局内人新闻观，即尽力反映“整体真实”。

（一）在华记者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多重困境

无论是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都没有对追求绝对的新闻真实提出要求。在西方1920年代现实主义思潮影响下，人们逐渐抛弃了18世纪以来形成的“新闻就是提供事实”这一观念，认识到社会现实（reality）有别于现实主义（realism）。特别是在李普曼将新闻呈现的拟态环境与社会事实真相进行区分后，从此具有功能属性的“新闻真实”开始脱离哲学领域的“绝对真实”，“新闻能否呈现事实真相”“新闻真实的不同层次”成为有待讨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新闻是对客观事实的如实报道。新闻真实首先要求的是“具体真实”，即信息应有明确的根据和来源；同时，新闻真实还讲求“整体真实”，即新闻要在总体上、本质上和发展趋势上反映事实。可见，追求绝对真实是不可能的，新闻记者需要做的就是接近信息来源，在不同层面尽力反映社会现实。

由于客观环境和文化隔阂的限制，在华记者关于战时中国的报道，或多或少存在核心事实不清晰、夸大猜疑捏造等问题，而一些主观原因如职业背景和行动网络更是加剧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非科班出身背景让他们不常以记者为职业来约束自己。以美国为例，当时其派驻欧洲和拉美的记者更为专业，而其在华记者的一个突出群体特征是他们的非科班出身和浪漫情怀，不仅对中国所知甚少，也对新闻事实缺乏足够的辨识能力；部分记者还存在一定的机会主义投机心理，认定“未来几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新闻的中心”。另一方面，多数在华记者的工作生活较易受到同行社群的影响，开展独立深入社会实践的机会较少。尽管存在不同派别，这些“职业老手”云集战争前线并结成团体，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搬迁而游走，例如1938年以德明饭店（今江汉饭店）为据点的“汉口媒体团”——何克曾在《武汉等待》一文中以局外人的视角记录了同行们的忙碌和喧闹，及1943年成立于重庆的“外国记者俱乐部”。记者团逐渐形成一个“频繁接触、互相赞赏”的亲密社群，他们与中国政界人物联系紧密，其中一些还与政府关系融洽。在国民党1939年确立“为我所用”的外宣方针大背景下，这些在华记者很难不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和渗透。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矛盾公之于众，在华记者群体开始逐渐分野。

（二）进入现场：何克对新闻真实性的理解和实践

史沫特莱曾评价，何克与其他记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不带任何成见地来到中国”。虽然何克也并非科班出身，但他认识到中国的情况十分复杂，如果不能亲临一线深入采访，将难以把握新闻的核心事实。例如曾有英国媒体就一次日军空袭作了题为《没有伤亡》的短篇报道：“天气条件有利于防守，敌方无法找到目标……只好在返回前于空旷的田野上释放了炸弹，没有造成任何物质损失。”针对同一事件，何克却给《曼彻斯特卫报》发回了完全不同的报道。这是武汉郊区的一个小村庄，远离记者云集的汉口城区。通过实地走访，何克发现一户人家的男女主人均在空袭中身亡，并还原了警察对案发现场的调查过程，原来是男主人为了转移家猪不慎将灯举过头顶而引来轰炸机的注意。行文中，何克并没有刻意渲染悲伤气氛，而是详细描述了幸存者在现场反应：“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震惊、消极，但很快他们变得超然……‘没有办法’，他们准备开展生存斗争……必须习惯更多的警报和袭击，必须不停地工作，以便在入侵军队到来之前守护好他们被摧毁的家园。”

何克对没有亲临一线、未能访问当事人而写成的新闻报道持零容忍态度。他对一些美国期刊关于中国工合运动的报道感到愤怒，一些从未亲自参观过工业合作社的人却在写“工合”的事，编造出各式各样的词句，例如“毫无疑问，中国人天生适合干‘工合’，这种成千上万的缺乏民主的组织已经遍布农村，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这种说法与何克在工合组织发展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并不相符。1938年11月甘新公路竣工，成为中苏之间军事援助要道。一时间兰州聚集了大量苏联专家，但由于军事原因对外籍游客采取了较多限制措施，因此外界鲜少有人关注。何克敏锐地感受到这条公路之于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并于1939年末前往兰州考察。何克发现一些在当地访问游览的记者撰写了大量文章，对苏联空军、俄文标识，甚至对其门牌号码后用油漆刷上“#”字也要无端指责，说这是共产党的标记。直到后来有人辟谣说“#”字其实是汉语里的“井”字，意为消防队所用的井水。

（三）通过即时报道反映“整体真实”的局限性

何克通过现场调查做到了新闻报道的“具体真实”，但在“整体真实”的层面他却始终怀有敬畏之心。他时常担心自己所写的故事能否真实地呈现事物的本来样貌，“怕自己盲人摸象，管中窥豹”。随着与同行交流的增多，作为新手的何克逐渐经历了一场反思和摇摆，他开始怀疑职业记者前线报道的真实性。1942年英国议员访问宝鸡，随队报道记者、《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特·斯蒂尔曾经是何克在汉口的“竞争对手”。在斯蒂尔眼中，报道前线是一次很棒的旅行：“专列上有白兰地和大量可口的食物，通往前线的小路也都被清扫干净了……观摩了前线的模拟战，并由一位军官用英文进行介绍……所有人走后，日本人炮击了现场。”何克对此无法认同，感到这种把新闻当作一门生意的工作方式无法呈现这场战争背后的事实，这些所谓的即时报道难以反映社会实情，而只有通过深度调研中国基层社会，才可能更为全面地呈现战时中国的“整体真实”。

通过对中日两国人民的观察和访谈，何克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对战争的理解。何克曾两赴日本，在1938年2月启程前往上海时，何克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印象不错，甚至注意到日本媒体经常渲染中国人在日本做的善事。随后在上海和武汉的报道经历让何克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冷漠算计，在《帝国操纵之我见》一文中，何克批评了欧美列强只顾自身利益、坐视纵容日军侵略，对中国军民袖手旁观的自私行径。重返日本后，何克敏锐地看到了日本民心的动摇，同时领悟到自己真正想做的是回到中国，“看看战争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看看游击政府下正在发展什么样的新社会形式，以及在隐蔽的村庄里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工业革命。”

正是在延安和边区的考察经历，让何克逐渐抓住战争背后真正的主体，摸清局势发展的趋势脉络。在与国共两党及各种力量的接触观察中，何克逐渐认定了共产党才是人民需要的、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在考察沿途部队驻地时，何克发现八路军官兵经常帮老百姓干农活，“我来搭把手”成了官兵们的口头禅。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日决死队官兵们尽管钱饷不足，但对当地老百姓秋毫无犯，军民相处很好。边区军民的宣传教育方式让何克感到意外又欣赏，在《战俘归来》一文中，何克描述了边区俘虏和释放日本兵福田、对日本战俘进行不带仇恨的再教育的故事，破除了中国军民虐杀俘虏的谎言，显示了共产党和边区军民着眼长远的境界胸怀。在发给《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中，何克对前往延安途中遇到的学生印象深刻，“他们身无分文但眼中闪耀着理想主义，心中满怀着报国热情。”何克的传记作者、他的侄子托马斯在何克的这句描述后写道：“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是中国最爱国、最民主的力量，只有他们才能动员广大地区的青年和劳动人民，这种勇气和决心是年轻人暗自钦佩的对象。”正是在这种不带成见的观察和接触中，何克意识到“外国人”这一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对追求整体真实而产生的障碍，他决定脱离在华记者这一局外人视角，通过参与支援社会建设成为战时中国的局内人。

三、行动力：“局内人”的新闻实践

行动力，即在最接近真实的位置进行决策和管理是“局内人”的另一特质。部分在华记者曾参与到战时中国的社会服务当中去，其中一些人还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例如瑞士摄影师博萨德曾在武汉会战期间担任志愿者，工合运动创始人路易·艾黎早期也曾是新闻记者。何克以游历者身份来到中国，既不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怀揣浪漫的作家。为了深入了解战争对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影响，何克决定从中国工业合作社入手。何克对合作社模式的亲近感来自此前其在美国密西西比州合作农场的参访经历，随后访日期间还曾在《日本时代与邮报》上发文介绍合作企业的优越性。在担任工合总部宣传员期间，何克有更多机会接触到真实的中国人。他认为这份工作结合了调查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优点，还能够在旅行中写作，因此何克很快上手并投入大量热情和精力，将调研和宣传中国工合运动作为本职工作，把为美联社报道中国西北战况作为兼职。

（一）社会调查作为一种新闻实践方法

新闻实践不只是为媒体机构撰写即时报道，还包括深度社会调查与纪实报告出版，而社会调查正是被中国共产党人证明、适用于研究中国基层社会的重要方法。在西北工业合作社和培黎学校工作期间，何克完成了《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书稿。何克告诉家人，这本书虽然是在18个月的战争旅行中完成的，但它不是对所发生的战役和轰炸的新闻性描述，而是叙述人们对战争的不同回应的故事，是人们在身边的世界被摧毁时如何勇敢地斗争以存活下来的故事。相比追求时效性的新闻报道，何克发现这种调研报告式的作品不仅更可能为当地带来援助（例如其中一份报告立即为当地筹得五万美元资金），还能较好地指导实践。因此当何克接任培黎学校校长时，尽管之前的八任都因各种原因而离开，何克却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实践机会，能够把自己书中所写的想法付诸现实。

何克的社会调研涉及范围广、方式多样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何克深入河北、山西、陕西、河南、重庆、甘肃等多省区数十个县市进行深入调研，骑着自行车在武汉、洛阳、宝鸡等地街镇乡间穿行，与“各种各样奇怪的家伙”交谈。何克抓住每一次与基层社会时空交汇的机会采访记录，即便在紧张撤退过程中也不例外。例如在颠簸行驶了四天的难民专列上，何克近距离观察了武汉难民撤退的情况，以《最后的列车》为题亲历报道了列车遭日军飞机盘旋威胁、车上乘客拥挤疲惫以及沿途士兵紧张戒备的见闻。

何克在调研过程中注重数据的收集和观点的提炼，对中国的认识逐步深化。在边区调研时，何克关注到了妇女的解放和政治参与。例如，何克记录了边区妇联动员妇女进行救国和重建、改善妇女生活条件、提升政治地位、教她们读报识字的情况，还提到在工作开展较好的30个县已有16名妇女当选为村长，1431名妇女当选其他委员会委员。在关于合作社的报道和记述中，何克不仅详细列举了各项生产数据，还以记者视角观察记录了工合组织对传统社会的嵌入和个体的改造。例如村子里女孩加入合作社能够剪掉辫子、摆脱家庭的影响，这对她们的解放至关重要，因此村子里许多女孩想加入合作社。何克由此概括认为，合作社既是经济和婚姻机构，又是社会的发动机。在甘南调研时，何克欣喜地发现合作社组织让兰州周边远离城市中心的小地方焕发了生机。他在给《密勒氏评论报》的新闻稿中写道：“人们在这里学习制造技能，逐渐从难民成长为工匠。他们不追求商业竞争，而是热情骄傲地邀请朋友邻居欣赏自己的上好作品。”何克认为，这种“一起干”的工业民主意识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更团结了社区、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

（二）平民视角：呈现真实多样化的基层社会

何克的新闻实践始终体现出一种“平民视角”，这种自觉源于他对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国人民的同情。他的笔下不仅有官员商贾、士兵伤员、流离失所的难民灾民、缺衣少食的妇女儿童，还有境遇经历各异的教师、司机、纤夫、建筑工人等，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共同呈现出传统又鲜活的社会图景。正如有人认为的，书中描绘了在战争中拼命挣扎的人们如何抛下平日冷漠而团结起来开展生产自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通过对河南豫东、陕西潼关等黄河沿线地区的调查，何克目睹了多地百姓在洪灾过后忍饥挨饿、家园尽毁、饱受磨难的境况，记录了战时政府面临的经济困境，河南中部县区征兵征税征粮情况，以及广大民众面对旱涝饥瘟的坚忍坚守。难民灾民们的生活极为艰辛，但想起难民们对他说的话，何克依然“备感欣慰，深受鼓舞”。对灾民的采访使他“幡然醒悟”：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些英雄孕育于平凡而普通的生活当中。

作为战时中国的“局内人”，何克记述了很多社会群体和普通个体的故事，而这些主体通常会被一般在华记者所忽略。在多数同行只是关注前线战况时，何克以较多笔墨展现了普通民众斗争反抗和坚持生产的见闻故事，展现了战时中国基层社会的多面性。1939年在晋察冀边区养病考察时，何克以《赶骡人》为题报道了当地村民宋国兴的英勇事迹，宋国兴被日军抓走，并被逼迫带路前往中国军队驻扎地，但他故意绕路欺骗日军，宁死也不让日军得逞。在兰州考察工合运动时，何克曾受邀参加了当地一家合作社举办的婚礼，新郎是来自山东的难民，新娘是本地人，他们走在亲手编织的羊毛地毯上完成了婚礼。何克认为，对新娘父母而言，能把女儿交给一位来自千里之外的难民，这本身就说明了当地人对合作社未来的信心。

通过近距离接触基层平民的日常生活，何克对中国风土民情的多样性有了深刻感知，对中国不同阶级群体的复杂特质有了深刻认识。他曾列出一个“等式”来理解普通民众的思想行为逻辑，还曾用“快乐的罗宾汉”来比喻他眼里的中国农民强烈的反传统倾向。何克分析认为，中国的工人农民是不折不扣的“天生合作者”——这些人虽然思想相对守旧，对上层阶级抱有怀疑态度，但他们一旦确信知识分子的无私性，就会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更有决心。对此何克常常报以敬畏之心，他逐渐意识到“中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这种说法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的不可预测性，不如说是西方未能找到中国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

（三）异中求同：成为战时中国的“局内人”

虽然在华时间较短，何克却能够深度融入中国的社会生活。他不幸去世后，中国工合西北区办事处主任卢广绵称赞其为“少数真正深入中国人民生活的外国朋友之一”。这种跨越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的融入需要克服相当多的困难。除了语言和生活上的隔阂，何克也难以适应信息闭塞的环境。在城市里何克还能定期收到家人寄来的外刊，跟随培黎学校搬到腹地山丹后，完全没有报纸可读，写信到兰州得邮寄一周，发一封电报过去更是需要两周之久。为了克服沮丧情绪，何克时常从“左派读书俱乐部”的一些著作中汲取力量。

何克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何克的家庭教育强调自力更生，多年来独自辗转欧洲、美国、日本、中国等地，这些经历使他认识到，当周围一切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发生冲突时，试着去适应就会有好的结果。为了能够与采访对象深入交流，何克在短时间之内掌握了中文的读写与表达。1938年刚到武汉时，何克曾在家书中承认，要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了解那里的人民非常困难；但到了1940年6月，何克已经能够用中文演讲四十分钟关于自己的旅行故事，还能用一刻钟演讲关于工合运动的复杂理论知识，并且让听者觉得非常好理解。除了中文，何克还通过研习民歌学习中国文化。何克认为民歌是无价之宝，曾在1944年专门找到成都秦岭学院的一位音乐教师，帮他记下了他脑海中的歌曲。何克将歌曲抄本寄给家人，还将拷贝送给同样喜欢中国民歌的李约瑟。在担任培黎学校校长期间，何克还为学校创作了校歌。

面对难以避免的文化冲突，何克总能做到尊重和包容，尽力找到化解的办法。在西北工合工作期间的同事没有把何克当作外国人看待，而在培黎学校工作期间，何克能感受到当地民众对西方人身份的怀疑，认为自己有“帝国主义霸凌和种族主义倾向”。1942年何克刚到培黎学校时，“大多数学生都认为外国人除了坐在汽车里用叉子吃饭没有一点好”，学校甚至因为给学生做了隐私部位的手术而被村民怀疑其办学动机。对此何克的解决办法是寻求共识、异中求同。在与中国学生就鸦片战争、租界问题展开激烈讨论时，何克发现“尽管彼此外貌差别很大，但当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或多或少达成了一致意见时，一切都平静了下来”。事实上，1941年在洛阳开设工合办公室时，何克就注意到了中国老百姓这种微妙而朴素的认同心理。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起初对合作社这一新事物并不接受，“但当他每天清晨四点半去门前蹲守，发现新社员几乎起得和他一样早，于是就满意地离开了”，这让何克觉得十分有趣，通过和老先生一起爬山闲聊，他感受到了中国农民灵活辩证的思维能力，找到了和他们深入交流沟通的方法。尽管如此，何克对自己取得的成绩非常谦虚，直至1945年，何克还对家人提及“我离理解事物在这个复杂而古老的现代环境中是如何运作的还很远”。

四、何克在华新闻实践的现实影响

何克在华近八年，几乎完整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无论是为报道战时中国撰写新闻稿，还是为宣传工合运动撰写调研报告，何克始终在探索最大程度反映社会现实的传播方式。而其在局外人和局内人身份之间的转换，反映了两种角色在探寻真相过程中的互动互补。回到判定两种角色的三个维度，即空间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结构：同为社会结构意义上的局内人，何克并没有严格遵从多数在华记者的行为规范，而是在不同空间网络中摸索出了一套接近“整体真实”的方式方法，可见在与同一社会地位成员互动时，局外人视角确实可能更为清醒；相反地，作为社会结构意义上的天然局外人，何克弱化自身与中国平民之间的不同，与他们身处同一空间网络，通过调研基层社会这一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方式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可见在与不同社会地位成员交往时，局内人视角更能够反映社会现实。

何克的在华新闻报道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支持。通过何克以及斯诺等人的介绍宣传，中国工合吸引了欧美社会各界不少关注支持和援助。《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费尽周折在美国出版后，英国左翼读书俱乐部予以推荐并发行预售版，《泰晤士报》《观察家》等都对该书给予积极评价，美国《纽约时报》称赞何克笔下的人民“是真正的人，虽然脏兮兮却完全不做作，且有着英雄主义的内在特质”。英国下院议员乔治•伍兹读了该书后，历经千辛万苦率团赴甘肃访问了培黎学校，并与何克一起去看了玉门的油井。何克不幸去世后，《曼彻斯特卫报》曾刊文回顾了他在中国的新闻实践和工作经历，特意提到了他为该报所撰写的《最后的列车》，以及他考察中国西北时遇见的八路军。《新闻编年史》刊登公告招募六人赴华承续何克的工作，结果很快就收到数百封报名信，并募集了部分资金，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的一笔捐赠为学校建起了诊所，一对新西兰医护夫妇移居山丹三年并为当地建起了医院。

何克能够成为中国抗战的忠实报道者和支援建设的局内人，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交往的积极导向密切相关。延安时期，我党通过多种方式途径，打破信息封锁，使国际社会了解党的真实情况，争取更多理解支持，同国际社会开展合作。毛泽东等领导人力行亲为，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与外国友人交流，介绍党的理念主张，边区军政民积极为记者采访考察提供条件支持，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效果。这在何克访问延安和考察晋察冀边区时，都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深入交往和考察，使何克的思想深受触动、人生发生转变，中国西北成为他“考察新的中国诞生的理想之地”，并在这里看到了“中国人民惊人的创造力”。何克与斯诺、史沫特莱等众多记者一样，成为我党国际宣传和对外交往的独特范例写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何克的国际主义精神得到进一步弘扬传承，他的故事也激励着后世续写民相亲、心相通的命运共同体故事。

何克成为“局内人”的经历对于当下的国际新闻与传播实践亦有借鉴意义。在客观环境和文化隔阂的限制下，国际新闻报道特别是战时新闻报道难以达到新闻的“整体真实”，甚至在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偏见等因素的干扰下难以保证“具体真实”。何克通过“局内人”报道模式最大限度接近真实，在观察和反思中逐渐形成个人独立的新闻观念和总体判断，在走访和调研中深度反映底层叙事和事实真相，历史证明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更是有利于中国抗战胜利和社会团结的。相反，历史上的新闻专业主义不是普适的天然法则，而是在特定语境中被建构的，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情形。因此，何克的贡献不仅在于参与支援中国抗战事业，还在于验证了“局内人”报道模式在中国特殊时期的适用情况，为在华记者新闻实践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和命题。

原文载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