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艾黎作为十大国际友人，与白求恩一样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何克的名字却很长时间被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中，何克重新走进人们的视线，主要是2008年一部好莱坞大片《黄石的孩子》的热映；2015年习近平访英对何克给予高度评价，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截至目前，学界对于何克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阶段。在何克的事迹将逐渐被人们了解和传颂，何克的高贵精神和品质将逐渐被人们关注和认识的时候，对于何克的学术性研究势在必行，艾黎的人物传记作品《fruition》就必然成为最基础、最权威的专著，其史料价值更加珍贵和突出。

《fruition》在路易·艾黎60多部著作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同时是仅次于《艾黎传记》的最负盛名的人物传记作品。全书以舒缓的语言和深挚的感情回忆了自己亲密的战友-----英国人乔治·何克。该书1967年在新西兰出版，1984年被段津、高健翻译成中文，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中文版书名为《从牛津到山丹》。“fruition”词来源于拉丁语“fruition”，有“享受、享用”之意；因为fruit的字根在英语中的含义为“实现或取得了成果”的意思，汉语里正确的翻译为“终成正果”。作者以此为书名，具有丰富而深刻的蕴含，是对何克人生历程和成长道路的富于象征意义而准确的评价。

上世纪80年代，英国记者詹姆斯•迈克马努斯在上海工作时得知了乔治·何克的事迹，经过多年搜集和整理，创作了小说《Ocean Devil：The Life and Legend of George Hogg》（该书于2010年3月在英国出版）；2007年，作者将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名为《苦海救孤》，由著名好莱坞导演打造成巨片《黄石的孩子》；由于电影的热播，原本沉淀在历史深处的何克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作为艾黎亲密的战友,学界对艾黎的研究，无法割裂与何克相关的史料,而正因为如此,艾黎的研究才能完善和深入。

1982年，作者就中译本即将出版给翻译者的信中指出：“在中国几乎没有宣传过乔治.何克。他一生的经历确实是丰富和有意义的。……我想，将该书译成中文出版，将能鼓舞众多的人，并能加强真正的国际主义事业。”在书的序言部分作者用诗一样的语言赞美和评价何克：“他是出于对中国革命的信念而捐躯的。他触碰到了中国革命的火花，这一火花在中国大地上到处点燃了荡涤一切污垢的熊熊烈火，而乔治自己也成了这场越来越旺盛的熊熊烈火的一部分。”“乔治学习了中国革命，他对许多人来说，至今仍有着重要意义。他是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的纽带。他的名字是永存的……”由此可见，作者是把何克放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大背景中来记述的，全书真实而生动的展示了何克“丰富和有意义的经历”。作为艾黎最亲密的战友、培黎学校的校长，何克的经历不仅是中国工合运动史研究、培黎教育研究、艾黎研究的重要史料，而且对于抗战史、中共党史等方面的研究具有独到的史料价值。

《Fruition》作为一部人物传记，其作者艾黎与何克休戚与共，共同战斗，是何克不平凡经历的直接相关者和的见证者，因此在史料方面具有真实性、权威性、稀缺性等多重价值和属性。

二、深情追忆：多角度展示何克充满色彩的生命

《Fruition》全书近10万字，加上序言共八部分内容；故事从作者遇见何克写起，重点描述何克在中国革命的洗礼下迅速成长，积极投身工合运动，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汗水奉献给培黎教育，其中经历了残酷的斗争，经受了生死的考验，从一个富于正义感的英国青年，成为一名具有坚定信念的战士。全书背景深厚广阔，故事情节感人，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突出，情感真挚动人，多角度展示出何克充满色彩的生命。

（一）生命的史诗性：中国革命的鲜血和激情浇灌成的坚实大树

作者在序言中指出：“在十四年抗战的漫长岁月里，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结束前不到一个月的这段时间，对于乔治.何克来说是度过了整整的一生。由中国革命的鲜血和激情浇灌的一棵幼小树苗，长成了坚实的大树。”乔治·何克1915年出生于英国赫特福德郡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3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22岁的何克，风华正茂，对生活充满希望，“好象看到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1938年2月随姑姑游历美国、日本后来到上海；从此，这位异国青年将自己多彩的生命与抗战的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国际主义精神之歌。当时的中国践踏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到处血雨腥风，中华民族深重的灾难，使年轻的何克深受震撼，他决定留下来为中国人民做些什么。1938年3月，他以美国合众社通讯员、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等身份从上海来到武汉；10月，日军占领汉口，乔治·何克是为数不多亲眼见证武汉沦陷的外国记者之一。在这期间，他撰写了大量战地报道和稿件，揭露了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不久，他去延安参观采访，虽然仅有一周的时间，何克对延安朝气蓬勃的精神深深感染，他看到延安军民虽然生活艰苦，但同仇敌忾，奋勇抗战。艾黎认为“这次经历对他是十分重要的，他瞥见了中国整个抗日运动的真正的基础，它要维护什么，以及它如何能偶全力以赴来达到目的。”“他从一个不自觉地怀着优越感，对别国人民从事的事业抱着好奇和蔑视态度的英国大学生，发展到开始觉得在别人为反对压迫他们的罪恶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中自己也是一份子了。”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在最危险的时候奋勇而起悲壮战争，是救亡图存的生死之战，同时也是中日两国倾尽国力的大战,历时13年，波及到了中国东部、中部的绝大部分地域,近4亿人口直接卷入了战火硝烟；战争打断了中国社会与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人，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同时，这场战争也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积极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战争洪流中的英国青年，经历了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全过程；通过参观考察延安、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总部工作，聆听朱德总司令的教诲，与聂荣臻等抗日将领会面，他自觉“受到中国革命的教育”，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最大优点”；同时真切的感受到中国贫穷落后但涌动着不可阻挡的革命浪潮，他以自己特有的敏锐眼光深刻认识、解读和剖析中国社会的变化，对新中国的黎明充满了信心。考察结束后不久，何克写了《我看到了新中国》，真实地记录了他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见闻及感受，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地方官僚的腐败没落，高度赞扬和评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崭新面貌。

在“受到中国革命的教育”一章，作者选录了大量何克的信札，来真实记录何克在延安以及晋察冀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和所感，表现他所受到的革命熏陶和洗礼：一是路遇大批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她们“眼中反射出年轻人胸怀理想的光芒，满怀着火一般的为国捐躯的热望。”二是看到了延安军民热火朝天的战斗生活和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气氛。“学生们住宿在她们或前任所挖的窑洞里，每年发两身制服，一日两餐小米饭，每周七分钱津贴，用以买柴、盐、蔬菜和其他必需品。教员、政府官员和军队首长同他们一样过着艰苦生活。他们干劲高，自信心和欢快精神感染了全城。”三是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自觉调整革命战略，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延安作为“红色中国的心脏”，“它现在红得不厉害，因为一切要服从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但它无疑却是这一抗日运动在全国最强有力的中心。”四是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以晋察冀边区为代表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插入日军占领区的一把尖刀，是不断积极打击日军的主要地区。”“他看出了中国的抗战是普通老百姓的抗战，山沟茅舍和山上窑洞里的人民以及东边工业城市带来的难民的抗战。”通过1938年夏季对延安和八路军敌后游击区的采访，特别是和朱总司令和聂荣臻司令员的深入交谈，让何克对抗战的胜利和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五是他认为中国抗战有着坚实的阶级基础，这一全民族的战争必将取得胜利。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的思想和行动都要受到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关系所影响，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其思想和行动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的一定本质。何克的生命无疑具有史诗性特征，他亲身经历和参加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他深深同情在日寇铁蹄蹂躏下遭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报道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到延安、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参观采访，亲身感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火热斗志和崭新的精神面貌；亲赴日本探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根源；满腔热情投身工合运动，救助战争孤儿；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培黎教育事业。正是因为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一个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之中，融入到千万劳苦大众之中，自觉经受了中国革命的鲜血和激情的浇灌，因此他的生命在茁壮成长中闪耀着夺目的光彩，成为国际主义精神的壮丽诗篇。

（二）生命的永恒性：充满人性光彩的的国际主义战士

在甘肃山丹乔治·何克的墓碑上，镌刻着一位英国诗人的诗句：

彩色绚丽的生命啊

光辉而又温暖，

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

他已逝世了，

从此不再奋战，在战斗中，

逝者的生命，

却更辉煌灿烂。

何克于1945年7月22日病逝，年仅30岁。何克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却富于强烈的时代特征，他的人生最光辉的岁月与一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战争联系在一起，代表了时代的最强音，是世界反法西斯正义力量的象征，具有时代楷模和英雄的本质。何克的生命历程本身充满着传奇性的色彩和人性的光华，表现出崇高道德和信仰的力量。充满色彩的生命主要源于崇高的道德信仰和精神追求，是高尚的人生境界所凝铸而成生命价值，司马迁认为生命“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充满色彩的生命往往能够自觉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人类崇高的事业。但是，艾黎却在书中始终将何克当作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热血青年来写，当作一个热情、善良、乐于助人的普通青年来写，正如作者在书中深有感触的写道：“直到今天，每当老同学们从事某项新的巨大尝试时，他们就要谈起乔治，不是把他当作什么了不起的英雄，而是当作一个来自遥远国土、同他们一起工作、热爱他们并把一切献给了他们的人。”正因为如此，何克才更真切的走入读者的心里，他的精神才更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产生更强的激励和启迪作用。

作者在表现何克的品质与精神时，特别注重他的生活极其言行细节的描述，注重他美好情怀的表现,这一方面使人物事迹更突出和感人，另一方面大大增强了史料的丰富性和真实度。全书在细节表现上，主要突出何克以下品质与情怀：

1、深厚的人民情结。1938年2月怀着和平主义梦想的何克游历美国、日本后踏上日本铁蹄下的中国土地，“他来到可怜的、战乱中的、被占领的上海，看到那些悲苦凄惨的景象，感到十分震惊。”于是，“乔治决定在中国逗留一些日子，实地了解中国人民和他们面临的问题。”从此，他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灾难深重但可敬的中国人民，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深入考察及探索中国通向民主、独立、自由和解放道路的阶级基础。一方面，他始终“生活在人民中间，看看战争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了解在游击战争中新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以及在穷乡僻壤发生了什么样的工业革命。”另一方面，“他看到人们虽然生活艰苦，缺衣少食，但无一不投身于抗战，这种精神使他惊讶不已，肃然起敬。”在何克的许多日记和信札里都真实描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对国民党统治者鱼肉百姓、敲诈勒索、贪污贿赂表达了难以抑制的愤怒。作者书中大量摘录了何克写的《我看到了新中国》第五章的内容，来表现何克深厚的人民情结。在何克的笔下，陕西、河南、甘肃等地接连发生自然灾害，到处是被苛捐杂税逼的背井离乡的农民和被国民党强征残害、暴尸荒野的壮丁，字里行间浸透着对人民的悲惨境遇的深切同情。

2、乐观的革命情怀。在作者的笔下，何克永远是一个健康、热情、充满活力的英国青年，他对社会矛盾有敏锐的观察力，对现实政治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见解，同情劳苦大众，憎恨腐败官僚，对共产党、八路军无比敬仰，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作者在全书中初次见到何克，在作者的眼中“他是一个漂亮和健壮的小伙子”，“他那样幼稚和年轻，我不知道他能否在当时中国的一片混乱中安下身来，不过在他欢快的举止后面，却也可以感到一种坚韧和刚毅。”全书所展示的何克，浑身洋溢着乐观的革命情怀。作者摘录了培黎老学生范文海的回忆：“宽宽的肩膀，脸上老带着笑容。夏日里，他穿着和我们同样简朴的蓝色短服，光着腿，不穿袜子，穿着一双麻编凉鞋。……除了他以前就有的、当记者要用的工具如打字机、手表和照相机外，这些就是他的全部财产了，但不管怎样，他总是高高兴兴的。强壮的身体，简单而又科学的生活。他对所有与他共事的人都很热情友好。”“在学校里，他喜欢唱歌和娱乐活动。唱的都是抗日歌曲。……无论什么歌，他一唱起来，总是那么动人，因为他掌握了歌的灵魂。”乐观主义源自信仰的坚定，奋斗的激情和不畏艰险的行动；乐观的革命精神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前途的远见卓识的基础上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乐观的革命情怀使何克的生命蕴藏着巨大的热量，放射着灼灼光彩，让他的形象及精神品格历久弥新，成为永恒。

3、博大的仁爱之心。电影《黄石的孩子》就是以何克救助60多名战争孤儿为故事背景的，表现了他英勇顽强的精神和博大感人的仁爱之心。何克在八路军太行上抗日根据地采访时，认识了一位聂姓的共产党员，辽宁人，他有4个年幼的儿子。由于4个孩子母亲病重，这个异国他乡的未婚青年便担负起了“爸爸”的责任。何克在一封家信中这样写道：“孩子的父亲被阻留在国共分界线的那边，所以我从四个孩子中收养了两个大的，把他们带到双石铺工合学校……”孩子的母亲死后，“四个孩子由乔治抚养，一直到乔治去世。”何克去世之后，又由艾黎抚养；这样，三种不同国籍的人组成了特殊的家庭，书写了跨越时空的人间真爱。

据《凤县志·民国时期资料汇编》记载：“艾黎、何克尽管工作很忙，却把孩子们的生活照顾得很好。”何克精心照料着孩子，给他们洗脚和搓脚、喂羊奶、添置新衣服；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为了哄孩子不哭，还当马让孩子骑着玩。何克在给自己母亲的信中这样写：“我从他的衬衣上弹掉了五十个虱子——我不知道他骑在我肩上时有多少虱子掉进我的脖子里。”“我们把儿子老四从他的午睡中叫醒，给他洗了脸，拍拍他的屁股，之后把他送出去，让他吃晚饭时胃口好些。”“有段时间我未精心照管他们，后来我在他们的一件衬衣上找到了74个虱子，还有一些未抓尽的，我把衬衣烧了，给他们每人买了两件新衬衣和两条新裤子。上次我又做了检查，在一大堆衣服中只发现了3个跳蚤，我这个当父亲的也感到自豪。”一段段充盈着生活气息的文字，将何克无微不至关心、照顾孤儿的情景展示出来。

在聂氏四兄弟的眼中，何克是个好父亲；在无数培黎学子的心中，何克是他们可亲可敬的好校长、好老师、好父亲。当他多彩的生命之火熄灭时，“许多学生在哭泣，大家悲痛地围坐在古庙的石头上。”何克用他博大的仁爱之心，赢得了人们永远的赞颂和怀念。

三、纪实传真：深度挖掘何克精神的时代特征

人物传记是遵循真实性原则，真实生动记述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风貌及其历史背景的一种叙事性文体。材料丰富、内容翔实的传记有着丰厚历史基础，常常是珍贵的史料；“纪实传真”是传记的基本要求。有学者认为，目前传记的写作实践和理论阐释中存在一种文学化倾向，在消解着传记的历史基础，传记作品的真实性不断引起读者的疑问，损害了传记的声誉。在这方面，艾黎的《Fruition》无疑是中外人物传记写作的典范之作。

《Fruition》在写人叙事方面严格遵循“纪实传真”的原则，表现出很强的“实录”精神，所谓实录，按照班固评价司马迁《史记》的说法，就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全书大量引用、摘录何克的信札、日记和著作，用真实的言行表现何克的思想和心理。据相关资料介绍，何克在中国抗战时期从中国寄回家的信件，都在英国赫特福德郡的一所名为圣乔治的学校档案室里。作者就中译本出版给译者的信中明确指出：“我为他母亲所写的这本篇幅不长的书，可作为他的关于他的一生的介绍。”这句话传达两方面的的信息：一是本书为何克母亲而作，作者必然有机会翻阅何克的家信；二是为何克立传，本书必然成为后世研究何克最具权威的蓝本。

史料，是指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方面的遗存，能够帮助我们重构、解读和认识历史。史料的涵盖十分广泛，文字形态的史籍、文集、诗歌、议论，实物形态的文物、器物、遗址，社会现存的民俗生活、追忆口述等等，均可能成为很有价值的史料。作为一种独特的文献资料，这部传记是对何克不平凡一生的总结，具有长远的历史价值,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史料价值,是史料学术价值的简称,是历史学的研究基础。决定历史素材史料价值高低的因素主要有：真实可信性、丰富具体性、独到性和稀缺性。随着研究的深入，必然要对史料进行透视分析和旁征博引。由于作者艾黎在何克人生历程中具有其他任何人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本书应该成为研究乔治•何克的重要依据和基础性史料。

（一）积极投身工合运动，思考和探索未来“新中国”的发展道路

艾黎充满深情的写道：“哪儿有工合，哪儿就有乔治的足迹，他走遍了乡村、县城。”书的第四部分“他来到工合”是全书篇幅最长的章节，表明从1939年到1945年，他根据朱德的建议来到宝鸡，而后转到山丹，全身心投入到工合事业之中。作者在这一章中仍然大量摘录何克的日记和家信，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因此，这一章不仅是研究何克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艾黎及工合运动的重要史料。

1、工合运动作为抗战时期中国独特的战时经济运动，为支援抗战和促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所录何克“1939年11月15日，于甘肃中部”这则日记中里，可以看到工合运动的“大张旗鼓”和领域广泛，“这场运动的中文名称叫‘工合’，又叫‘合着干’。”日记显示，何克记载的地方是一个小镇，那里有一条“工业合作社街”，有学校、医院、图书馆、化学实验室、造纸厂、工合领导培训学校、砖厂和煤矿。这个小镇其实就是甘肃徽县。根据《徽县县志》等相关资料记载，1939年，工合双石铺事务指导所指导员姜琇来到徽县发展工合事务；同年成立徽县工合事务指导站，1942年改为徽县工合事务指导所。工合在当地，陆续成立了机器社、皮毛社、砖社、硝碱社、纺织社、面粉社；在江洛镇成立了采木社。工合在生产上所需原料，大部分就地取材、就地加工；机器社生产“工合”牌水力、畜力弹花机，在当时情况下，陇南境内无机械工业的情况下，弹花机销售甘肃陇南、天水和陕西等地，产品供不应求。1970年在徽县城关镇袁湾村出土的6块“工合”字样的青砖，长23厘米，宽11厘米，厚6厘米，据考证是1942年工合砖瓦合作社生产，主要用于徽县当地基础建设；这6块“工合砖”至今保存在徽县博物馆。这些文物与何克日记所记录的情况相互印证，形成了透视工合原貌的基本史料信息。

作为被誉为“工合之父”艾黎的得力助手，何克对参加工合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西北区工合总部度过的”，担任对外宣传秘书一职，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有机会作广泛的旅行，大量接触中国真正的老百姓—农民，善良的老农，还有那些最具备社会觉悟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何克冒着严寒酷暑和敌机的轰炸，经常翻山越岭，奔波于双石铺、兰州、汉中、洛阳、晋东南等地，视察和指导工作，撰写宣传材料，扩大工合的影响；救助、安排儿童，组织妇女纺线、织布，支援前线；在双石铺参与组织并成功召开了工合西北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还用抗日歌曲，鼓舞工合同事的抗战热情。

整个抗战期间，工合的发展区域涉及到全国17个省，所组织的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达到3000多个，社员3万多人，援助了20多万失业者和难民。“工合”生产和筹集的物资源源不断输送到抗日前线，特别是解决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急需的战略物资。值得一提的是，兰州、天水、平凉三地工合就为抗日将士提供了100万条军毯；海伦·斯诺在《中国为民主奠基》一书中就甘肃工合生产羊毛军毯支援前线的贡献专门指出：“‘工合’为战斗部队已经做出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军用毛毯的制造。路易·艾黎提议制作一百万条军用毛毯，这将会同时满足西北羊毛收成的需要，并免除把羊毛远道运往日本工厂的悲剧。这在中国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工合不仅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维系中国工业基础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

2、工合运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出很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毛泽东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说明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解放的伟大民族战争，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工合”运动作为在经济上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战争”，具有显著的民族性和国际性特征。

首先是“工合”运动的民族性。在国土沦丧，沿海工业破产的情况下，在广大落后特别是落后地区发展小工业、小作坊，吸纳从敌占区逃亡到西部的工人、难民、伤残军人、穷困潦倒的当地农民，一方面互助合作、生产自救，另一方面生产军需民用的物资，在一定意义上恢复和发展了部分民族工业，特别是给我国西部落后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工合”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支撑着中国最基本的民生以及经济的命脉，对战时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解决了大量难民的生存问题乃至婚姻问题，是抗战时解决民生及军事物资需求的有效经济模式。工合组织收留了大量战争孤儿和贫苦儿童，不仅使他们生存下来，而且受到职业教育，在边工边读、手脑并用中获得一技之长，成为未来社会的建设人才；

其次是“工合”运动的国际性。“工合”一开始就显示出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得到国际国内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工合”运动由100多名中外著名人士发起成立、领导和参加，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工合运动是无数热爱和平、共同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国际友人、国内爱国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工合”运动团结了无数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特别是底层大众，调动了他们生产自救的积极性，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忱，为解决战时的军需民用，支撑战时经济作出了杰出贡献。

3、工合运动是对中国贫穷落后地区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变革的意义深远的探索。通过这一章所录何克的日记和信札可以看到，何克经常不辞劳苦、冒着生命危险穿梭于陕西、甘肃、山西、河南等“工合”所在地，遭遇炮火、瘟疫、兵匪、洪水等威胁，以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毅力为“工合”奔走。从这些日记信札里，可以挖掘出丰富的有关工合运动的史料。一是揭示了是工合蓬勃兴起和顽强生存的原因。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合生产经常遭到日军的侵袭和兵匪的破坏，工合成员被杀害、强奸或抓走；但工合成员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无法继续工作，就开课教授会计业务和合作社理论。他们在室外举办辩论会、唱歌和讲课。”何克认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工合之所以能够生存与发展下去，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分散性、社员的个人积极性、忠诚和为理想而努力工作的觉悟。最重要的是他们具有自觉的纪律。”二是说明了工合的现代企业特征。何克首先以兰州工合为例，说明工合将原来一文不名的、缺乏技术的难民或农村妇女培养成为能熟练操作机器的工人，领取定期工资和红利，获得自立，充满自信，实现了人的工业化转变；其次以阳城的炼铁合作社为例，战争、洪水、瘟疫造成了像郭里一样成千上万的城市难民、失业工人和农村失去土地、家园、亲人的农民，“工合”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在敌占区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地出原料和劳动力,工合出资金，包运输和销路；正如郭里的父亲所说：“大家一起干，既有活干，又能帮助国家。”作者大篇幅实录了何克所记载的事例，说明工合企业的股份制、合作制、会计制和因地制宜对资金、人才、技术等的利用都具有现代企业的特征。这一特征显示出工合运动对促进中国贫穷落后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变革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探索。

“工合”运动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运动，更是社会斗争的大舞台，国际国内、国共两党、工农商学、妇女儿童等社会各阶层、抗战时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势力都在发挥作用和影响，都在角逐和争夺领导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说，“工合”运动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能够将各种社会力量及因素和矛盾关系激发与调动起来，成为抗战时期独特的社会景观；工合运动以广泛的城乡结合、工农结合、军事民用结合、生产与教育结合，促进了中国乡村的工业化、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美国著名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前妻海伦·斯诺的1941年写的一本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工合”运动的专著、也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工合”运动的仅有的一部著作──《中国为民主奠基》认为，“工合”运动是中国从基层建立民主的一种探索。

(二)为培黎教育呕心沥血，为未来“新社会”培养人才

“一九四一年春，乔治被委派去双石铺负责重建培黎学校。”从此，何克的人生乃至生命与培黎学校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工合”历史、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即使是到70多年后的今天，何克的教育思想、教学理念和方法，对我国教育以及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仍然具有深刻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1939年4月，路易·艾黎从陕西宝鸡工合西北办事处来到凤县双石铺，成立“工合”双石铺事务所。他在镇东南的柏家坪山脚打了2孔窑洞作为他的宿舍和办公室。10月，何克来到双石铺，两人又在旁边打了2孔窑洞，让何克住下。从此，何克成为艾黎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一起走过了6年的风雨岁月。他们共同推动“工合”事业，先后在双石铺建立机器、造纸、制革、纺织、供销等17个合作社。还在嘉陵江边安装水力发电机，使双石铺街市首次使用上了电灯照明。艾黎领导的“工合”在大力发展工业生产的同时，十分重视教育；教育成为“工合”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培黎工艺学校创办前，“工合”在双石铺就先后举办过社员训练班、妇女纺织训练班和“工合”夜校、“工合”小学及附属幼稚园等。1940年起，路易·艾黎先后在双石铺、兰州、洛阳、成都等地兴办培黎学校。学校命名“培黎”，为了纪念艾黎的老朋友、美国传教士约瑟夫·培黎。约瑟夫·培黎1891年来到中国，积极从事慈善、救灾、创办技术学校，向国外输送学生。艾黎非常赞同约瑟夫提出的“中国农村需要技术培训”的观点。他和何克一致认为：“学校应该面向生产活动，再提高教学标准的同时，不应脱离当地人民的斗争。”由于条件艰苦，从1940年到1941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学校相继换任8位校长，何克是第9任校长。

根据书中所录何克日记，培黎学校最初应该叫“双石铺技术与合作男子学校”，后来才叫“培黎工艺学校”；“办学的目的是培养那些家庭出身贫苦的年轻人，以使他们学会把学校和工合当作自己的家。”何克为培黎学校付出了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汗水和心血。他不仅担任校长，还兼英语、体育和音乐三门课的老师，学校的教务、学生的吃喝拉撒，全靠他一个人操心。他这样写道：“现在我负责学校的日常生活管理和纪律，这意味着早上天不亮起床，在河里洗澡和做早操等等，和孩子们尽可能从早到晚一起多待一会儿，他们是一群好孩子啊！”在学校经费不到位的情况下，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从凤县赶到100多公里外的宝鸡，向“工合”宝鸡办事处要钱。他还带头参加建校劳动，在凤县丰禾山下，他穿着草鞋和学生们一起抬石头、扛木料、建厂房，挥汗如雨，从不叫累。“面对这困难，我们没有退缩，而是毅然迎着困难而上。”在他辛勤努力下，双石铺培黎学校秩序井然，发展很快。

由于战争“局势越来越严重”，再加上与在双石铺的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艾黎和何克不得不考虑将学校搬迁到千里之外的甘肃山丹。1944年冬季，经过艰苦紧张的准备，何克带领5辆马车、1辆卡车装载几十吨的教学及机器设备，连同首批30多名学生，开始了“一次伟大的长途跋涉”，顶着寒风冰雪，翻山越岭，向兰州和山丹出发，奔向何克心目中的“希望之乡”。中间翻了两辆马车，到兰州后租了6辆老式卡车，一路艰难行进，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到了寒风呼啸、荒凉干旱的山丹。

山丹建校，经费不足，何克把家里寄来的钱全部捐献出来。经过数月的建设，学校安装了蒸汽锅炉、蒸汽机、发电机、车床、钻床，配备了锻工、钳工，建起了纺纱和织布车间。何克一人教好几门课程，虽然生活艰难，工作辛苦，但他总是以乐观的情绪感染、鼓励着师生。在书中，作者用动情的语言这样写道“乔治用中文写过一首歌：‘我们在山丹获得新生，我们要坚持在这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看到了一个新社会正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所以对这所学校的成败极为关心，要把它发展成为一所为‘老百姓’开办的大学，真正从根本上为新社会增添力量。”山丹培黎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大大加快了甘肃乃至西北工业化进程，为新中国培养和储备了大批技术人才。

但正当何克全身心投入到山丹培黎学校的发展中时，1945年7月22日，他年轻多彩的生命却戛然而止。艾黎悲伤不已的写道“也许由于工作过于劳累，加上营养不良，看来乔治对病菌感染是缺乏抵抗力的。”在和学生们打篮球时，脚趾不慎被石头碰伤，得了破伤风，年仅30岁的何克在当时缺医少药的山丹终因不治病逝。在与病魔抗争时，他要求艾黎给他念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共产党宣言》，最后写下了“把我的一切先给培黎学校”，从而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最壮丽的人生篇章。

梳理何克的办学及教育思想，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1、服务战时经济，培育技术工人。何克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倾向于‘书本”教育”，不能“适应中国战时情况”而转变办学目标；培黎学校根据抗战工业生产对人才的需要，培养具有合作精神的技术工人。

2、课程领域宽广，特别注重实践。培黎学校所开课程众多，涵盖领域广泛，注重培养学生思辨能力、民族精神和民主意识，特别重视社会实践，重视实操训练，重视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何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组织他们郊游，要求他们写报告，或在学校会议上作报告。下午他们在机器车间、在织布机或者一台陈旧的福特V-8型卡车发动机旁实践。他们自己照料自己，自己采购食物，办起了自己的消费合作社，并通过学校辩论和会议等学习如何运用民主。

3、合理配置生源结构，互相取长补短。何克认为，学校要努力使学生的“生活能富有成效和具有创造性”。因此，他在招收学生时，注意学生出身结构的合理配置，以创造互相取长补短的教育环境。“我们吸收的大多数应是工人子弟，再加一些纯朴的当地农民。有一部分是反应敏捷的城市青年。但学生出身的人，招生比率不能超过百分之十……”

4、注重言传身教，培养良好品德和习惯。培黎老学生范文海这样回忆：“他痛恨学生模仿上层阶级懒惰的坏习惯。他言传身教，为我们做出了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的榜样。他告诉我们，当一个简朴的、努力工作的生活创造着该有多好。”“他从不让我们停止做早操的活动，我做早操的习惯就是从他那里开始养成的。”

四、结语

路易·艾黎在《Fruition》的最后高度评价了培黎学校及何克的杰出贡献：“这所具有进步传统和以培训工业人才为主导思想的学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然而却并不要求得到什么。它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因为在普通群众为美好的世界而进行的斗争中，中国革命把何克这个年轻的英国人陶冶成为他们的又一位领导人。正如他在五台山见到的白求恩是连接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的纽带一样，何克实际上是连接英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纽带。”

“名人的历史都被保留下来，但不平凡的历史不一定都是名人的历史。”电影《黄石的孩子》导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深有感触的评价何克。不同于回忆录的完全纪实，人物传记可以在遵循真实性原则基础上，适当运用艺术的手法，真实生动的记述人物的典型事迹，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思想品质。《fruition》作为一部人物传记作品，满怀深情的追忆了何克在中国的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真实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波澜起伏的社会现实、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社会矛盾，揭示了中华民族英勇抗战走向独立解放的阶级基础和力量源泉。整部作品社会背景广阔，视角独特深刻，蕴含着丰富的史料信息，是研究何克及艾黎、工合运动、培黎教育乃至抗战的重要文献。

2015年10月20日，习近平参加英国女王晚宴祝辞时说：“一位名字叫作何克的英国记者，积极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还担任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为带领学生向安全地区转移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段言简意赅而意蕴深远的讲话,不仅高度概括和评价了何克的非凡事迹，使何克的形象更加高大和饱满。在这一评价的感召下，人们不仅开始重新审视艾黎及工合运动、培黎教育，特别是开始深入探讨诸如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中共党史、国共合作、经济抗战、工合运动、中国职业教育、中西文化交流等更广泛的课题。随着国家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建设，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艾黎、何克研究必然成为热点课题并且将显示出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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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沼，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