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66年第一批华工踏上白云之乡——南半球的新西兰这片土地至今，华侨华人在新西兰经历了150年的发展历程。这150年，是古老的中国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被迫打开闭关锁国之门，与世界交往越来越频繁密切的150年，是中国经由辛亥革命、民国初建、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改革开放，日渐强大的150年。新西兰也由英国的殖民地变成独立富庶的国家，是世界人民公认的安居乐业的美好国度。150年的新西兰华侨华人史，正是在中国与新西兰风云际会的历史进程中徐徐展开，也在全球华侨华人史中展现出光辉灿烂的历史细节、无可替代的经验启示。

19世纪60年代在新西兰奥雷普基(Orepuki)的中国掘金矿工

新西兰华侨华人的人口数量，从19世纪后期淘金热潮中以华工为主体的5000人左右，到近几十年新移民不断涌入后突破17万，虽增长迅速，但相对于当今全球华侨华人6000万人的总规模，可以说并不算多。但是，人口数量并非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指标与议题。探讨新西兰华侨华人史，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它与全球华侨华人史主流发展趋势的特征相较，呈现出的相同、相似与相异之处及原因所在，需要从中国和新西兰两国的近现代发展脉络中，关照新西兰华侨华人的生命之歌与历史进程。结合全球华侨华人史研究中关注度较高的议题，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150年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的主要特征与启示进行探讨。

一、移民动机与实现路径

华人不远万里、移民海外的动机，或为经济利益，或为躲避国内战乱，或为寻求更好的生活与教育环境。华侨华人移民新西兰有三个小高潮，动机亦涵盖上述几种。

第一次小高潮出现在19世纪后期，前往新西兰的华人以淘金华工为主，为的是淘金赚钱、发家致富，这与当时环太平洋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淘金热潮密不可分，且新西兰出现淘金热的时间稍后于上述地区。1866年，第一批抵达新西兰奥塔哥省的淘金华工即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的金矿。1870年起，便有大量华工从中国出发，直接包船前往奥塔哥省的达尼丁。贫穷的华工如何支付万里航行的船票，如何选择目的地开始淘金作业？这离不开华人领导者的组织。如华商何阿美由澳洲亲赴达尼丁考察，还为华工垫付旅费、采购装备，带领华工们踏上奥塔哥的金矿区。再如华商徐肇开父子为同乡垫付移民费用，帮助他们来到新西兰为自己工作。也就是说，大多数华工属于自愿前往新西兰，不过限于经济条件，他们通过赊单制度获得出洋费用，抵达新西兰后需要为出洋组织者工作，直到还清相关费用为止，之后他们赚到的钱便完全属于自己。这亦可说明熟人社会中同乡介绍与担保的重要性，客观上解释了早期新西兰移民多来自广州附近及四邑地区的原因所在。可以发现，这种移民方式由民间自发力量推动形成，但不可小觑。

第二次华人移民新西兰的高潮出现在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广州及附近地区的侨乡沦陷，新西兰华侨十分担忧家乡眷属的生命安全，向新西兰政府请愿，要求接眷属来新临时避难。新西兰政府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应允华侨的请求，规定避难者需缴纳200镑保证金，入境暂居期为2年。数百名侨乡妇女儿童遂以难民身份离开战火纷飞的家乡，冒着危险穿越沦陷地区，在香港等待船只，经过两三个星期的海上航行，经澳大利亚悉尼中转后抵达新西兰，与丈夫、父亲团聚。这一避难举措的推出和实现，有赖于当时新西兰政府与民间层面对华人的友好态度、新西兰整个华侨社会的团结一致和不断呼吁、中华民国驻新西兰总领事汪丰、领事余职慎的奔走呼吁等。妇女儿童的到来，改变了新西兰华人以成年男性为主的人口结构，开启了华人的家庭时代，华侨华人逐渐在新西兰落地生根，迎来新时代。

第三次华人移民新西兰的高潮是1987年以后兴起的新移民潮，源于新西兰政府实施的《新移民法案》，这一法案摒弃了种族歧视的倾向，种族与国籍不再是新西兰政府遴选移民的标准，新西兰移民的来源地从欧洲转向了亚洲。来自中国香港、台湾和大陆地区的接受过高等教育和具有专业技能的技术人员、投资与创业人员，青睐新西兰良好的教育资源、优美的生态环境，纷纷申请移民新西兰，获得新西兰政府的批准。中国大陆地区新移民的来源地不再局限于广东一地，而是扩大到上海、北京及全国各地。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华侨华人决定去国万里、踏上新西兰这片土地的原因不尽相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150年来新西兰对华人一直充满着吸引力。特别是第一个小高潮淘金华工与第三个小高潮新移民，拥有在全球范围内的共通背景，移民动机和实现路径均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有相似之处，值得关注并开展深入的比较研究。第二个小高潮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形成的，避难妇女和儿童的新西兰之行及后来留在新西兰、落地生根的过程，在其他国家没有大规模发生，是中新历史上独具特色的大事，同样值得高度重视。

二、种族关系的变化与思考

1870年代大批华工来到新西兰奥塔哥省淘金时，当地社会对华工的态度较为复杂。一方面，官方与商界人士认为华人安分守己、吃苦耐劳，能对奥塔哥已被开采的金矿进行再次开采，一定程度上可挽回正在日益萎缩的淘金产业。另一方面，欧洲矿工将勤劳并愿意接受低工资的华工视为工作机会的强劲竞争者，对大批到来的华工十分反感，认为华工是异教徒，且不诚实。随着经济利益和文化习俗冲突的加剧，新西兰社会逐渐形成排华合力，于1881年实施的华人移民法案，规定每人入境时需缴纳10镑人头税，且有抵达船只吨位与移民人数比例关系的限制。此后，新西兰政府针对华人出台的移民法案在人头税和吨位限制方面不断提高。如1896年人头税增加至100镑，吨位限制提高到每200吨准载华人一名。可以断定，新西兰政府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的几十年中执行的移民政策对华人是极端不公平的。更令人唏嘘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华人形象脱离了正常的评判轨道，被一步步扭曲和丑化，华人群体为此蒙受了诸多的不公指责和肆意侮辱。

新西兰对于华人的不友好态度与限制移民政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有根本改变。1944年，新西兰正式取消针对华人征收的人头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西兰社会对华人的歧视已经大大减少。1940年代作为避难儿童抵达新西兰的伍德明医生，在2016年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一生未遭受过任何歧视。1980年代以来到达新西兰的新移民，普遍认为在求职和生活中没有受到明显的种族歧视。

考察新西兰种族关系的变化及原因，可能需要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思考：首先，新西兰实行排华政策的内在动力，涉及种族、经济、政治和宗教等多种因素。新西兰是移民国家，本身人口较少，华人来到新西兰的1866年，当地仅有20万人，1877年也仅增加到41万人。当大量黄皮肤的华工涌入时，白人顿时产生危机感，强烈希望构建纯粹的白新西兰国家（除原住民毛利人外）。这一点与新西兰地理临近、历史接近的澳大利亚实行白澳政策有相似性。政治家们为了迎合民意，获得有利政治资源，也日渐支持激进的排华法案。而愿意雇佣华工作为廉价劳动力、促进经济繁荣的商界力量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排华浪潮中日益式微。凡是新西兰经济形势不乐观或劳动力过剩时，华人就会成为替罪羊受到打击，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大批退伍军人视华人为工作机会的强力竞争者，排华舆论再次掀起高潮。大多数华人不信基督教，周日依然辛勤劳作，亦常被攻击，视为异类。所以，新西兰内部包涵的排华因素复杂多变。

其次，新西兰实行的对华移民政策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中新两国的关系密切相关。19世纪后期正是中国国力日渐衰弱、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期。新西兰方面处理华人移民问题时，往往采取单方面立法的手段，无所忌惮地把华人群体当作被辗轧的对象。而当清政府意识到海外护侨的必要性时，并无实力与有关各国就排华立法进行有效交涉。至清朝统治末期的1908年，清政府任命黄荣良为中国驻惠灵顿第一任领事。黄荣良曾留学美国，是一位颇有见识的外交官，代表中国政府抨击了新西兰的排华立法。可惜他担任领事的时间不长，1911年5月，他即调任驻澳大利亚总领事。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初建，国内局势依然动荡不安，历届政府均自顾不暇，无力保护海外华侨华人的利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视海外侨务工作，先后派吴勤训、保君皋、汪丰担任驻惠灵顿领事，工作卓有成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中新两国成为太平洋战场上反对法西斯的盟友，新西兰政府领导人多次出席华人“双十节”聚会，发表演讲强调中新关系的重要性，华人顿时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新西兰政府也将原先对待华人的不公正政策一一废除。可见，中国的综合国力、中国政府对侨务工作的重视和中新两国的关系发展，直接影响新西兰华侨在侨居国的命运和地位。

最后需要考虑的是全球范围内种族关系的变化状况。新西兰限制华人移民的法案是1881年出台的，当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形成海外排华联动。特别是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属于同一地域，受其影响较大。1880年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在墨尔本召开联席会议，建议各殖民地统一立法，以限制华人入境。新西兰的第一个限制华人移民法案出台于1881年。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规定在未来十年内禁止华工（不论有无技术）移居美国，所谓豁免人员——教师、学生、商人、旅游者、外交人员——虽然不属被禁之列，但是移民当局得到了相当大的处理权。由此，美国开始了一系列排华法案的制定与实施。经过对1882年法案的若干次延长与修订，1902年通过的一项条约将禁止华人劳工的法律永久化。加拿大于1885年实行限制华人入境的新移民法，规定每个中国人在进入加拿大时，应在港口或其他入境地点缴纳人头税50加元。1903年增加至500加元。所以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数量都呈现下降趋势。正如本文第一部分从环太平洋淘金热潮的大背景中看待华工前往新西兰淘金一样，新西兰排华浪潮的兴起、种族关系的变化亦非一个国家的孤立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华人移民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境遇，有共性，亦有差异。从华工于1850年代开始成规模进入上述地区到1880年代各国相继推出排华立法，这些国家均经历了华人移民从自由入境到限制入境的过程。设立调查委员会就华人移民问题展开调查，也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做法，但惟有新西兰对于华人群体的存在给出了比较正面的肯定。华工最初进入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时，颇受当地社会欢迎，而澳大利亚华洋矿工的对立从一开始就比较明显，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的金矿场多次发生暴力排斥华工事件。然而，无论最初如何对待华人，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最终形成排华联动，当地社会反对华人的汹涌民意，演变为国家层面的排华立法。

今日回望历史，深感种族关系是一个言说不尽的话题，在造成华人处境转变的各种推动力中，种族主义、经济利益冲突和文化宗教差异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究竟各占几何，仍是一个值得深究、且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三、从事职业与经济地位

可以说，经济因素是推动华人走向世界的根本性原因。一般而言，成年华人男性抵达侨居国后的最大愿望，便是尽快挣钱、寄回家乡。19世纪后期前往新西兰的华工以淘金为生。他们到达奥塔哥省时，淘金热潮实际上已经退去。1864年，奥塔哥省人口为67000人，1865年下降至47000人，1867年进一步下降至9988人，其中4414人为矿工。随着淘金热发展起来的奥塔哥省各项产业迅速衰弱，大批华工恰于此时受邀来到奥塔哥，付出极大辛劳，对白人矿工废弃的矿坑再作开采。1870年，奥塔哥省及附近矿区的华人有2640人。有研究认为，1873-1885年，华工约占奥塔哥矿工总数的40%，生产该省黄金产量的30%。可见华人矿工在奥塔哥省淘金产业中的重要地位。华工所得工资约是白人矿工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每年为50-100英镑，相较于国内收入高出不少。不过，通过赊单制成行的不菲代价、缴纳人头税、平时生活费用等支出，仍是相当沉重的负担。所以华工普遍都省吃俭用，定期将辛苦积攒的钱寄回家乡，或者攒钱到一定数量时衣锦还乡。

19、20世纪之交，随着新西兰南岛的金矿开挖殆尽，华工逐渐转向蔬菜种植业、经营果蔬店和洗衣店。中国是农业大国，华人多来自广东农村，具有从事农业劳动的经验和精耕细作的技术，加上新西兰土地肥沃，北岛人口处于快速发展中，对蔬菜有较大需求，华人转向种植蔬菜为生，可以说在情理之中。经营果蔬店和洗衣店，都是需要付出较多劳动、对资本和技术要求较低的行业，适合勤劳肯干但经济拮据、英语较差的华人。华人经营的店铺一般营业时间长，周末很少休息，引起白人同行的不满，但这也正是华人商店的经营优势所在。更进一步言，淘金职业以资源为导向，从长期看不稳定且不可持续，华人实现了从淘金到种植蔬菜与经营店铺的职业转变，其顽强的适应性值得关注，意义不可小视。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广东侨乡前来避难、团聚的妇女儿童，也加入到店铺中帮忙。小家庭经营可以降低经营成本，减少雇佣工人可能产生的不稳定性与劳资矛盾，有利于商店的稳定发展。加上二战时期美国士兵驻扎在新西兰，对高品质蔬果的需求较为旺盛，促进华人蔬菜种植业和经营业，华人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1943年，华人成立了新西兰华侨农业总会，与白人创立的西农会共组中央理事委员会，与政府保持沟通，协助主持全国农业种植事务。

华人重视教育，二战前后在新西兰出生和成长的新一代华人儿童，有机会与白人儿童一起接受中小学教育，勤奋聪颖者进一步接受大学教育，毕业后成为医生、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等。20世纪中期开始，新西兰华人的职业结构又有了一次较大改变，年轻华人成为各行业的专业人士，向社会中上层流动。与此同时，传统的家族经营如蔬果店、杂货店等因对年轻华人失去吸引力而渐趋式微，这使他们的父辈既为子女优秀感到高兴，又因家族生意无人继承而悲伤。

近二三十年来，拥有高学历和专业技术特长的新移民来到新西兰后，成为各行业的专业人士、经理、技术与贸易人员、销售人员、职员和行政人员等，进一步提升了华人群体的职业水准。这样的职业分布，反映了新西兰社会经济的发展，亦表明华人的就业分布已与新西兰白人没有显著差别。

从淘金到种植蔬菜、经营果蔬店，再到专业人士，新西兰华人的职业提升可见一斑。这种变化与新西兰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也与华人的勤奋努力和顽强的适应能力密不可分。无论是在废弃金矿中二次作业，还是筚路蓝缕地开垦土地，种植和出售蔬菜，以及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成长为专业人士，华人都比同时代的白人付出更多艰辛，最终在相关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今，新移民在新西兰以专业技能构建了高素质移民的新形象。当然，华侨的职业转变，亦导致他们的生活地域、生活状态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一些侨团的衰落。如新西兰华侨农业总会在1960年代末就陷入困窘，只能勉力维持。至1980年代，曾在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西兰华侨联合总会的支、分会也由28个减为12个，这与华侨的居住地向大中城市集中有关。事实证明，华人只有在经济上立足，才能在这片土地上获得赖以生存的一席之地，扎根繁衍、生生不息。150年来华人在新西兰的职业变化与地位提高，显示出华人勤勉上进的优秀品质，令人引以为荣，亦与全球各地的华人有共同之处，值得重视。

四、从家乡认同、国族认同到同化融合

早期华人初到新西兰，面对排华浪潮与陌生的生活环境，倾向于抱团取暖。他们文化程度较低，对家乡以外的事物所知甚少，在新西兰往往以地缘与方言为认同标准，先后成立各种同乡会馆，主要有番花会馆、东增会馆、冈州会馆、四邑会馆等。通过同乡会馆这种组织形式，来自同一地区的华侨在侨居地互相帮助，如介绍工作、分享家乡亲友信息、平息争端、集资帮助老弱华侨治病与回国等，会馆也为华侨提供了精神与情感上的寄托。番禺会馆（番花会馆前身）门口的楹联为“往来俱梓友谈笑尽乡言”，透露出千里之外的游子对家乡的深深思念与认同。这种家乡认同在华侨拜托同乡回国时带信、带钱，再由同乡带回来自家乡的信件与消息，又得到事实上的强化。

新西兰华侨从对广东家乡的认同上升到对中国与中华民族的认同，大致开始于20世纪初。清政府派驻惠灵顿的第一任领事黄荣良履职后，积极推动新西兰中华会馆的创立。中华会馆是新西兰全国范围内的华人组织，由黄荣良担任会长，所有华侨均有资格成为会员。可惜北京政府时期，新西兰华侨分裂为拥护袁世凯和拥护国民党两派（后分裂为拥护孙中山和拥护陈炯明两派），中华会馆的影响力逐渐下降，直至解散。华侨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高潮，出现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侨心系祖国安危，成立新西兰华侨联合总会，创办会刊《中国大事周刊》，号召捐款捐物，抗战期间华侨联合总会共召开10次新西兰全国华侨代表大会。华侨们纷纷慷慨解囊，人均捐款额在各国华侨中名列前茅。考虑到新西兰华侨中大商人、大企业家较少，当时大多数华侨以种植蔬菜和经营小商店为生，这样的捐款成绩令人动容。经由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新西兰各地的华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们超越了地域和方言的差异，加强了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总体而言，新西兰华侨虽然在捐款过程中出现一定分歧，但各地华侨社团之间的关系基本保持和谐发展，未出现严重分裂与斗争。抗战时期是新西兰华侨对中国认同的一个高潮阶段，此后他们加速了在当地的融合进程，开始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根本转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权偏居台湾一隅。大陆和台湾方面均采取一系列措施争取华人的支持，新西兰华侨对中国的认同亦趋于复杂、纠结。虽然有华侨在台湾方面的宣传下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心怀疑惧，但也有很多华侨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感到自豪。在冷战背景下，不少华侨仍然心系祖国，华侨与祖国大陆的民间交流互动也绵绵不绝。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新西兰正式建交，同时伴随着老一代华侨的凋零，新西兰华侨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日渐疏远，年轻一代多对日益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有好感。这一时期，由于返回中国的可能性较小，绝大多数华人专注于自身的家庭与职业，融入当地社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新西兰出生的新一代华人，从小会讲英语，接受更高的教育，生活习惯与白人也越来越一致。1963年，吴伟成成为第一位华人国会议员候选人。1968年，吕刘佐当选为毕托尼市市长，成为新西兰第一位华人市长。

1996年，黄徐毓芳成功当选为新西兰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国会议员。最近10余年，新移民的参政表现更为突出，先后涌现了王小选、霍建强、杨健三位国会议员。各种类型的华人社团迅速发展，已经达到200多个，华人在新西兰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新移民还表现出灵活的跨国形态，有往返于中国与新西兰之间的，也有主要居住在新西兰的，还有往返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新移民的身份认同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长期居住在新西兰、进入主流社会的华人，多强调自己对于新西兰的身份认同，而往返于中新两国的新移民，一般具有对中国和新西兰的双重认同。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正在超越国界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拥抱全球化，思考并追求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历史和价值观。

150年来，华侨华人从初到新西兰时深厚的家乡情结、落叶归根的企盼，到抗日战争年代形成对中华民族强烈的国族认同、表现出炽热的爱国情怀，再到逐渐融入侨居国、落地生根，直到拥抱全球化，展现了历史潮流的演变过程和个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这也基本符合全球范围内移民社会的发展路径。

五、性别、家庭与日常生活

早期前往新西兰的华人以成年男性为主，考虑到缴纳人头税与新西兰的生活费用，以及女性需要在家乡侍奉双亲、养育子女，没有挣钱能力的女性一般不会随行。这与同时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情况类似。1874年，在新西兰4816名华人中，仅有2名女性。到1891年，在4444名华人中，仅有18名女性。可见，淘金时代新西兰华人的性别比例失衡问题有多么严重。进入20世纪后，女性人数略有增加，但男女比例依然差距很大。1921年，新西兰3110名华人中，女性只有205人，所占比例仅6.6%。可想而知，绝大多数华侨家庭的夫妻儿女常年不能团聚，万里遥寄相思。这说明华侨在新西兰的生活，除了上述谈到的种族歧视外，还饱受孤单寂寞的精神之苦。这一时期由于华人单身男性多而女性极少，少部分男性选择与白人女性结婚，这些白人女性多来自社会底层，受教育较少，或有过婚史。她们多将华人丈夫视为很好的伴侣，因为华人勤劳、不酗酒。总体而言，与白人、当地土著毛利人结婚的华人男性十分稀少，绝大多数男性在新西兰过的是单身生活。

华人的日常生活也因陋就简。早期华工的住所一般是石头盖成的低矮小屋，或者是煤油桶和铁皮罐盖的小屋，有些人甚至住在山洞里。他们的食物种类单调，主要是家乡运来的大米配点蔬菜和猪肉。由于单身居住，华侨一般不注意清洁卫生，衣着邋遢。华工为了多挣钱而整日劳作，很少有休闲娱乐时间，偶尔有人下棋、打牌，或者吹奏笛子、二胡等中国乐器，也有人以赌博与吸食鸦片打发时间。那些年老体弱、不能回到家乡的人，常常以吸食鸦片缓解无法叶落归根的痛苦心情，令人唏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白人社会往往夸大华人吸食鸦片的现象，似乎华人个个都是鸦片鬼。未来的研究需要对华人吸食鸦片的原因和具体情况作细化研究，将吸食鸦片和吸食毒品区别对待。

抗战时期避难妇女儿童的到来，大大改变了新西兰华人群体的人口结构。共有249名妇女携带244名儿童到达新西兰，之后若干年内她们与丈夫又生育了437名孩子，总计930名妇女儿童的出现，开启了新西兰华侨的家庭时代。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男女华侨人数分别为3414人和1526人，男女比例为2.2:1。至1951年，男女华侨比例进一步调整为1.7:1。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华侨为家人建造新房屋，更加重视饮食与卫生习惯，关注子女成长，开始享受家庭带来的幸福和美与天伦之乐。战时与战后儿童数量的增加，催生了业余时间的中文教育，为的是让儿童在白天接受英文教育的同时，不忘中华文化之传统。

1950-1970年代，新西兰华侨的关键词应属“融合”，新西兰华侨作为定居者融入当地社会，成为沛然莫御的时代潮流。1970年代移民新西兰的华人学者叶宋曼瑛发现，当时新西兰的华人英文说得好，安分守己，赚钱多、收入高，是新西兰的“模范少数民族”。青年一代在华人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组织的活动以体育、社交、文化为主。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新西兰华侨联合总会在“双十节”庆典后往往会举行规模较大、全员参与的运动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一传统又得到进一步发挥提升，1948年开始正式举行第一届全新西兰华人运动会，至2012年已经举行了64届。在2012年的运动会上，有2000多名华人选手参加了篮球、排球、橄榄球、羽毛球、乒乓球等比赛，恰逢中新建交40周年，运动会规模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可见，运动会成为增进华人感情、增加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这也是新西兰华侨社会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

大多数新移民居住在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等大城市中，这与他们基本来自中国的大城市，习惯了都市生活有关。由于新移民在中国国内取得的学历和专业资历在新西兰往往不被认可，不少人就业困难，有些人从事非专业的体力劳动，有些人在新西兰校园读书，以便提高英语能力，拿到新西兰的文凭，开始新的职业生涯。从性别看，长期居住在新西兰的女性和儿童超过男性，因为很多男性来往于移民来源地和新西兰之间，为工作和生意奔波，养家糊口，这些男性也被称之为“空中飞人”。女性则担负起在新西兰照顾孩子、陪读的责任，让下一代享受新西兰良好的教育和生活资源。100多年移民性别比例的变化，也反映出中国人前往新西兰的不同移民动机和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的变迁。

六、从代表性人物看华侨华人的特点与作用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新西兰华侨代表性人物的生平与经历，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华侨华人跨越国界与文化的特点，展现了人类从封闭走向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以下试举数例:

陈达枝（ChanDah Chee，1851-1930年）是最早到达新西兰的华侨之一，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新西兰华侨中最成功的蔬菜种植园主和跨国贸易商。他白手起家、英文水平有限，但能在经营和管理中精益求精，并抓住商机、不断扩展自己的事业。他所创办的阿枝（Ah Chee）公司，从蔬菜种植业发展到果蔬零售业、餐饮业，再到木耳、丝绸、鸡蛋、皮毛和香蕉的进出口业。他注重中国传统的亲属、同乡关系，中华会馆创立时捐款25英镑，名列榜首，又注重与当地白人维持好关系。在他的下一代可以独挡一面后，陈达枝决定落叶归根，在广东安度晚年。他的孙子陈麟智（Tom Ah Chee）是奥克兰食品城超级市场的创办人和总经理。陈氏家族几代人，在中国和新西兰之间往来，每一代人由于生长环境不同，与中国的亲疏关系不同，在新西兰的融合程度也不同，其家族故事是中新两国贸易、移民、技术和文化交流的缩影。需要指出的是，以陈达枝为代表的华商，生动地展现出华人在逆境中迎难而上、不断进取，在世界各地成功经营商业的特殊才华。

余职慎（YueHenry Jackson，1881-1955年），其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格兰人，少年时代在新西兰和中国两地生活，熟悉中英两种语言及风俗人情。他在中国驻惠灵顿领事馆服务30余年，先后担任秘书、代领事、副领事和领事等职务。他为人儒雅有风度，又热心侨务，多次为华人争取利益。特别是在抗战期间，余职慎利用自己的语言与社交优势协助总领事汪丰、国民党领袖赵国俊开展工作，与新西兰政府方面保持频繁的沟通，卓有成效，获得华侨的尊重和爱戴。抗日战争结束后，新西兰华侨筹置新西兰华侨联合总会会所，余职慎捐款1000磅以为倡导。会所落成后，众人将大礼堂命名为“职慎堂”，表彰他长期为新西兰华侨所做的贡献。

杨汤城（YoungTong Sing，1908-2000年），少年时到新西兰读书，后在家里果蔬店帮忙。1927年加入国民党，逐渐成为侨界活跃人物。他热心社会事务，1931-1933年回广东番禺时，在家乡创办了一所正规小学。1937年新西兰华侨联合总会成立，杨汤城被选为首届执行委员。1938年发生华侨捐款风波时，杨汤城跟随总领事汪丰到奥克兰分会做劝说工作，为解决纷争四处奔波。抗战时期新西兰华侨的个人捐款中，杨汤城以698镑名列前茅，可见其爱国之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回到祖国，晚年忆及当时的感受：“我往广州去，对解放军的纪律有很好的印象，他们拿了东西便付钱，不欺压平民，我觉得新时代来临了，便决定回中国去。”他从一名国民党员转变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广东投资设厂、从事侨务工作，并让家人从新西兰回到广东与他团聚。晚年，杨汤城口述《新西兰华侨史》一书，让国人对新西兰华侨华人史有了更为生动直观的了解。

上述重要人物所处的时代、从事的领域各不相同，他们的共同点是在中国与新西兰之间往返，但主要居住在新西兰。他们在新西兰华人社会中拥有一定威望，并能有效地代表华人与白人社会进行沟通，甚至进入白人主流社会。他们在发展自身事业的同时，还以保护和扩大华人在新西兰的利益为己任，以华人与白人的和谐相处、合作共赢为目标，并能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取得突出成绩、彪炳史册。

从近年来从事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研究的经验看，未来拓展和推进新西兰华侨华人史领域的研究，仍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努力：第一，任何的史学研究都建基于扎实丰富的资料上，需深挖史料，在中新两国特别是新西兰各地档案馆和图书馆、英文报刊中寻找华侨华人的相关原始史料。当然，还需要走出中新两国，从英国外交部档案和香港的殖民地政府报告等官方资料中寻找线索。第二，视野的宽度决定研究的高度，需将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置于全球史、中国史、新西兰史、国际移民史的多重脉络中研究，注意侨乡与侨居地的联系，注意中国和新西兰发生的重大事件及中新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给新西兰华侨华人带来的影响。努力超越已有的国别华侨华人史的研究路径，注意从全球史的角度进行横向比较与分析。第三，密切关注当今世界史学思潮的变化和华侨华人史研究的新领域、新动向和新方法，关注性别与女性史、日常生活史、环境史等当前研究较少、较新的议题。

从海外华侨华人史的角度看，华侨来到侨居国后，其发展趋势便与侨居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所以每一个国家的华侨华人史，都创造性地融合了中国和侨居国的因素，均有其特殊的经验、独特的魅力。150年来，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并不因国土面积小、与中国距离遥远而减少华侨华人对她的向往之情。近年来新西兰吸引了大批新移民，而且新移民的数量还在不断增长中，更为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议题与活力。从全球史的角度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世界的交往日益密切。2017年3月，中国与新西兰政府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新西兰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相关协议的西方发达国家。可以预见，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经贸和文化往来将持续扩大，新西兰华侨华人将在两国的发展和合作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相信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研究亦如旭日东升，前景可期。

（本文原载于《兰州学刊》2020年第1期，注释略，作者杜继东、吴敏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图片由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