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战有三个战场，欧洲战场、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共同敌人是日本，中美两国也自然是朋友。在世界反法西斯盟国中，中国实力最弱，受援最少，牺牲最惨，但抵抗的时间最长。中国就像吸铁石一样，把100多万日本主力军队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正是由于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日本占领亚洲的企图才始终无法实现。同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对中国抗战最终获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胜利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中国也不可能在1945年就获得最后胜利。过去的历史书籍往往把抗战看作是中国的事，把二战看作是世界的事，抗战史和二战史是分开的，这样容易造成错觉。中国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艾黎参加中国抗战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当时有一大批来自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朝野人士参加了中国抗战，艾黎是其中一员。从这个角度，可能更容易理解艾黎在中国抗战中的贡献。

抗战期间曾爆发了一场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这场运动既是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支援中国抗战的一部分。遗憾的是中国工合运动在今天已经鲜为人知了。曾经闻名海内外的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其实就是工合运动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后仅存的一部分。

中国工合运动是在中国抗战危急关头，由斯诺和艾黎等四位外国友人倡导，由一批中外进步人士发起，得到国共两党大力支持，有国内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爱国人士、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共同参加，在当时享有崇高国际声誉，为坚持抗战和促进中国现代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一场抗日救亡运动。它也是一场由同盟国朝野人士参加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运动。

工合运动名义上归国民政府行政院领导，但实际领导权在宋庆龄领导的、由美英民间团体支持的国际工合手里。国内外一致公认，对中国工合运动影响最大的人物是路易?艾黎。

艾黎在工合运动发起过程中的贡献

1938年3月19日，美国记者斯诺夫妇、新西兰友人艾黎、英国驻华大使馆秘书亚历山大等四人在上海首次讨论了成立工业合作社的设想。艾黎据此草拟了一个方案，经过斯诺夫妇修改后，请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印成小册子，在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中秘密散发，得到了热烈响应。

4月3日，斯诺夫妇、艾黎、亚历山大、新闻界人士梁士纯、银行家徐新六、爱国人士胡愈之、合作社专家卢广绵等11人，在上海对开展工合运动举行了会议并取得一致认识，决定成立筹备性质的“工合”设计委员会。并随即委托艾黎起草一个计划书。艾黎邀请上海电力公司工程师林福裕、吴去非和卢广绵参加了计划书草拟工作。

5月初计划书草拟出来后，艾黎和斯诺立即向宋庆龄做了汇报，宋庆龄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并表示愿意充当工合运动的保证人。由于宋庆龄的态度，宋氏家族对工合运动表现出罕见的一致赞同，这是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始终支持工合运动的根源，也是工合运动容易在国际上受到美英等国朝野人士支持的根源。

艾黎和斯诺把一份计划书送给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卡尔亲自到武汉把计划呈交给蒋介石、宋美龄及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并建议把艾黎招来武汉共商实施。国民政府决定采纳开展工合运动的建议。

6月，应中国政府请求，卡尔把艾黎从上海工部局解聘并请他来到武汉，介绍他与蒋介石和宋美龄见面，与周恩来也首次见面。国共两党领导人都很支持开展工合运动的想法。

几经周折后，特别是在宋美龄推动下，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总会）终于在武汉正式成立。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任行政院技术顾问兼代理总干事。理事会成员中包括国共两党重要人物和一些民主人士，这表明中国工合已成为联系国共两党和民主势力共赴国难的一条重要纽带。艾黎还推荐了约瑟夫?培黎的两个学生刘广沛和梁士纯分别任总会总干事和副总干事（前面提到的林福裕、吴去非也是培黎的学生）。

1939年1月，为了推动国际社会支持中国工合运动，宋庆龄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简称国际工合）。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香港圣公会主教何明华（英国人）任主席，燕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戴乐仁（英国人）任副主席，委员有宋子文、斯诺、艾黎、浦爱德（美国人）等人，艾黎并兼任实地秘书。国际工合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工合运动从此纳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际工合负责中国工合运动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接受和统一分配国际社会给中国工合运动的捐款。国际工合在分配这些捐款时，一般都听取艾黎的意见。在国际工合的推动下，美国和英国先后成立了工合促进委员会。1942年，行政院停止给工合总会拨款后，工合运动主要依靠美国工合促进会捐款，一直到抗战胜利。

艾黎在艰苦第一线实际领导了中国工合运动

作为行政院负责工合的顾问，艾黎是个说干就干、深入一线的领导者和实干家。在工合成立的最初两年，他的足迹遍布中国东西南北，有工合组织的十八个省份。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是弹痕累累、基本不通火车，也很少有公路，他靠坐卡车、骑马、骑自行车有时甚至徒步走完了一万八千英里路程。而且走到哪里，就吃住在那里，在穷乡僻壤过着与普通中国人一样极其艰苦的生活。

工合总会成立后艾黎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遵循宋美龄指示，把武汉三个大型纺织厂、六十多个小型企业的设备、工人和一批难民从汉口带到西安和宝鸡。到了宝鸡后他又与卢广绵一起，在38年8月26日成立了工合第一个合作社。9月12日，艾黎又赶到赣县，在那里成立了工合西南办事处。 在工合艾黎曾有个绰号叫“九死的人”，因为他去各地指导合作社时，大部分都是乘坐公共汽车和货车行走在坑坑洼洼的乡村小路，曾经有九次翻车或者车辆遭到破坏，他都幸免于难。有一次艾黎从湖南到广州，与难民一起坐在硬座车厢里，车厢里不仅拥挤不堪，而且经常停下来下车去躲避日机轰炸。到了广州，车站宪兵看艾黎一身衣服都是汗渍，而且穿的是短裤和草鞋，非说艾黎的护照是假的。艾黎给宪兵看自己佩戴的行政院刚刚发给他的徽章时，宪兵一口咬定徽章是偷来的。艾黎不得不告诉宪兵宋子文在香港的电话，请他们核实，这样他才离开了火车站。1939年5月，艾黎在江西赣州患了伤寒和痢疾，卧床两个月不能起来。香港大主教何明华从香港派了一个外国医生来照顾艾黎。日机轰炸医院，病房的天花板掉到艾黎的病床上。为了安全，几个人把艾黎用担架抬到郊外，安放在工合的一个仓库，无数蚊子钻进蚊帐里，咬的他浑身是包。因为条件艰苦，艾黎在医院曾连着三个星期只能喝米汤充饥，人瘦的不像样子。照顾艾黎的外国医生吃了很多苦，发誓再也不来江西。他回到香港连续好多天逢人就谈艾黎，他用敬畏的口气对大家说：艾黎是“一位圣人，我到了那里，发现了一位圣人”。

据卢广绵回忆：艾黎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不辞辛苦，废寝忘食。今天的工作一定要今天完成，决不留到明天。他平时是这样，在工作旅途中也是这样。卡车到了一个地方停下来后，稍微洗一下脸，他就开始坐在随身携带的打字机前工作。

由于艾黎在工作中提倡“一起干”、“动手干”、“重要的先干”作风，工作务实勤奋，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生活与大家一样艰苦，所以在工合干部群众中享有非常高的威信。1941年，斯诺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宣传工合业绩，称赞艾黎是“建设中华的猛士”，提高了工合和艾黎在国际社会的声誉。中外人士提到中国工合运动，自然就想到艾黎，称他中国“工合之父”。

工合运动转入低潮后 艾黎把工作转向创办工合培黎工艺学校

工合运动初期，国民党对艾黎的工作还是很支持的，但宋、孔与艾黎毕竟不是同路人。时间一长，艾黎与孔祥熙领导的工合总会就产生了矛盾，这个矛盾因为分配国际社会捐款而更加突出，加上艾黎同情共产党，经常把国际捐款分配给共产党地区的工合组织，矛盾终于愈演愈烈。1942年行政院正式解除艾黎职务。艾黎不气馁，不妥协，他依靠宋庆龄和国际工合及美英工合促进会支持，把工作转向创办工合培黎工艺学校。在他的领导与何克、张官廉、王贤琳等人的努力下，双石铺和兰州两所培黎工艺学校走上正规，初具规模。1944年4月，日军攻陷郑州、洛阳，宝鸡及附近的双石铺危在旦夕。在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帮助下，44年底至45年2月，艾黎和何克克服重重困难，把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人员、设备全部搬迁至山丹。由于条件艰苦，1945年7月何克不幸患病去世，艾黎挑起管理学校的重担。1947年秋，兰州培黎工艺学校由于经费紧张停办，一部分学生和设备也合并至山丹。至此，中国工合运动就剩下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在以艾黎为首的师生们艰苦奋斗下，在国际工合及美英工合促进会的大力支持下，在地方政府进步人士的大力协助下，到1947年，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终于在中国西部最偏僻、最贫穷的地方，建立起一座绿洲城镇，显示了通过职业教育和合作化发展乡村工业，进行乡村建设的光明道路。至1949年解放前夕，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有来自西方八个国家近30名专家、工程师和技师，在校学生和校办工厂工人加起来有近一千人。有横跨农牧业、制造业、服务业的28个农场、工厂、医院、运输队。其技术力量和设备先进程度在西北五省属于一流。

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在当时就引起了不少中外人士的极大兴趣，他们不远万里纷纷前来参观考察。1943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参观了双石铺和兰州培黎工艺学校。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兰州期间，委派随访的美国远东问题著名学者拉铁摩尔和中国问题资深外交官文森特考察了工合兰州培黎工艺学校。1945年至1949年期间，先后实地考察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中外名人有：英国议员，英国消费合作社领导人胡特、美国工合促进委员会秘书普爱德、著名农业经济家，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英国工党领袖、财政部部长克里普斯爵士的夫人（她也是英国联合援华会领导人）、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著名考古学者，周口店猿人遗址发现者裴文中、国民党西北军政行署主任张治中、宋庆龄的特使，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陈金淦、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共产党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特使、一野司令部秘书室主任张养吾。

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虽然名称叫学校，但它绝不仅仅只是一所学校。实际上具有三重性质：国际背景的慈善组织；培养农村青年的职业技术学校；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的乡村建设组织。艾黎在山丹探索的创造性教育，是工合运动后期的又一次探索，是近代中国开发西部的开路先驱，是镶嵌在古老丝绸之路上的一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明珠，是世界职业教育史上独特的创举，是中国乡村建设史上一次有益探索。它的经验在今天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对发展中国职业教育，对落后地区综合开发，对克服普遍存在的教育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现象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工合运动对抗战的历史贡献

第一、生产大量物资用于满足军需民用。在大片国土沦丧，沿海工业破产，日军封锁，物资匮乏的年代，工合组织2000多家工业合作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重建了中国部分经济，生产了大量物资满足军需民用。如1939年西北工合为中国军队赶制了10万件棉衣和100万条军毯。

第二、安置就业，造福民生。工合把背井离乡的15万熟练工人、伤残军人、失业人员组织起来，以工代赈，生产自救，使他们摆脱了颠沛流离无家可归之苦，造福民生，稳定社会，鼓舞士气。

第三、促进了国共两党关系。在当时，工合是除了红十字会以外，唯一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保持微弱联系的组织。因为美英朝野都支持工合运动，工合领导权又实际在宋庆龄和艾黎领导的国际工合手里，国民党政府为了与美英两国搞好关系，自然支持工合，这样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国共两党关系。

第四、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提升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地位。美国成立了由罗斯福总统夫人任名誉主席、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任主席、蒲爱德任秘书、有100多名著名人士参加的工合美国促进会。英国成立了“英中合作发展公司”，英国工党领袖克里普斯夫人担任公司名誉主席。工合运动经费基本上都由工合美国促进会提供。蒲爱德和克里普斯曾先后来到山丹考察。

第五、在落后地区传播了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客观上促进了战后建设。工合运动在中国落后地区，用合作社方式开办小型工厂、学校和医院，传播了经济民主等现代文明，带来了先进技术和设备，促进了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如当时山丹培黎学校医院每天都要接待近100人看病。1945年学校发电机组发电时，方圆几十公里老百姓络绎不绝赶来参观。

第六、工合运动始终把培养人才放在重要位置，培养了一批懂理论、有技术、能吃苦、会实干的工业人才。工合运动早期骨干大部分是约瑟夫?培黎培养的工程师，他们受培黎影响，非常重视培养基层技术人才，工合最早开办的一批培黎学校，就是这些培黎学生搞起来的。工合培养人才成绩最大的是山丹培黎工艺学校。

工合运动尽管存在时间不长，但为中国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艾黎与这场运动同呼吸，共命运，是工合运动的灵魂。抗战时期，艾黎即是在中国政府任职级别比较高的外国人，也是在中国艰苦偏远地区吃苦最多的外国人；是参加抗战最早的外国人，也是参加抗战时间最长的外国人；他经常与国共两党领导人打交道，但只是一名中国民间团体的领导人；他即在中国抗日军民中享有声誉，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中也享有声誉。总之，艾黎在中国抗战的贡献比较突出，也比较特殊。

（供稿：山丹县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