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海的地下斗争

1933年，艾黎在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引荐下，在莫利爱路宋庆龄寓所，真正结识了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女性。初次见面，宋庆龄向艾黎讲述了1922年她从陈炯明兵变中从广州脱险的往事。在艾黎的印象中，宋庆龄“表面上是一位退隐的夫人，住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公馆。事实上，她一直很活跃，感到自己有责任秉承孙中山的遗志，尽一切办法继续为革命工作”。

1933年路易·艾黎在莫利爱路宋庆龄寓所（今香山路孙中山故居）与其相识

1934年，在宋庆龄的关心和支持下，艾黎和几位外国朋友共同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宋庆龄为使政治学习小组的成员们了解上海工人阶级的状况，要求他们进行社会调查。1935年5月起，宋庆龄请艾黎利用工部局工厂督查这一职业便利协助马海德对上海各工厂中的电镀铬中毒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项调查，是中国关于工业公害对青年工人（包括童工）影响的第一项研究，对工厂铬中毒问题提出大量的改进意见，同时也让艾黎和马海德对上海这一工业城市的劳动状况有了深刻了解。事后，宋庆龄对他们的调研工作十分满意。

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艾黎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艾黎居住的愚园路寓所顶楼小房间里，设了一处秘密电台，与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消息传来，艾黎和宋庆龄都无比喜悦。11月7日，宋庆龄用“苏西”的化名复函艾黎，赞扬红军“真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其后的一天凌晨，宋庆龄悄然前往艾黎寓所，和艾黎、甘普霖等几位国际友人一同庆贺这一胜利。

1935年11月7日，宋庆龄致路易·艾黎函（新西兰国家图书馆藏）

宋庆龄曾为红军运送过一箱手枪和子弹，她亲自去沪东取出来后，一路通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所有卡哨，最后将之转移到艾黎家暂存。直到1938年艾黎离开上海时才将枪弹送到宋庆龄指定的另一处地点。

艾黎还同宋庆龄、史沫特莱一起，通过国际友人为红军伤病员购买药品，为中共苏区根据地置办无线电通讯器材，输送印刷专业技术人员。

艾黎在上海愚园路的家和宋庆龄的寓所，还常被用作中共地下党员、革命人士的庇护所。在艾黎家住过的有：左尔格情报小组成员陈翰笙博士、红军将领刘鼎、许光达、李克农，以及日本友人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等。而刘鼎（原名阚思俊）在艾黎家和宋庆龄寓所暂住的经历，间接促成了中共与张学良东北军的联系。

晚年刘鼎与路易·艾黎合影

对于宋庆龄交办的革命任务，艾黎总是尽心妥善地执行完成。艾黎的挚友马海德曾问他：“你就不害怕被敌人抓住吗？”艾黎坦然地说：“不！不怕！要干革命就应当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下了这样的决心，就什么也不怕了。”

在上海的岁月中，艾黎还积极参与宋庆龄支持筹办的《中国呼声》(The Voice of China)杂志。在编辑格兰尼奇夫妇同宋庆龄、艾黎、史沫特莱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呼声》首期于1936年3月15日出版。

1936年3月15日出版的《中国呼声》创刊号（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自创刊起，宋庆龄就不断给予《中国呼声》以指导和支持。她不仅为杂志提供稿件，还“亲自为这个刊物搜集材料，介绍一些人对局势的看法，协助他们做好编辑工作”，有些文章就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她转给杂志编辑的。艾黎则是《中国呼声》杂志的长期撰稿人，他用凯特·道森、理查德、霍华德、乔大琦、韩素梅、明甫等不同的笔名，在杂志上发表有：《岳飞——中国的爱国者》《法西斯战争的后果》《日本的致命弱点》《台湾——我们失去的领土》《绥远——要塞》《爱和平的我们必须争斗》等十余篇文章。

1936年春，为庆贺《中国呼声》的出版，宋庆龄特意组织大家周末游览杭州的庆祝活动。图为宋庆龄（右二）与路易·艾黎（右一）、格兰尼奇夫妇（左一、左二）等人在杭州钱塘江边的合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路易·艾黎保存的《中国呼声》最后一期印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中共中央建议宋庆龄离开上海前往香港。12月23日清晨，宋庆龄在艾黎的护送下，安全抵达外滩南京路码头。晚年的艾黎清晰记得“她挎着我的胳臂走过所有那些面目狰狞、虎视眈眈的家伙，愉快地交谈着，神态自若”，无人敢上前盘问他们。12月26日，宋庆龄安全抵达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原题为：宋庆龄与国际友人|路易·艾黎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