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24日，乘坐美国军用飞机，从印度加尔各达抵达云南昆明，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在之后的三年间，李约瑟在中国境内旅行考察的行程达3万英里之远，最远一次抵达了甘肃的敦煌。1943年8月7日，李约瑟在美国地质学家爱德华·贝尔兹 、作家兼教师罗伯特·佩恩和助手黄兴宗先生、秘书廖鸿英女士陪同下，由司机邝伟驾驶着一辆，车厢有中英科学合作馆标志的雪佛兰牌卡车，从陪都重庆北上，开始他的西北考察行程。此行西北考场，他肩负秘密使命！李约瑟是以英国在中国重庆的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身份，还有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的头衔出发。

真正的目的是评估中国抗战潜力。

李约瑟一行从重庆出发后，走内江、成都、剑门关、广元，进入陕西宁强、汉中、宝鸡。在凤县双石铺，李约瑟要和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见面。他就是路易·艾黎。路易·艾黎以从事“工合”运动而闻名世界。1940年的《时代周刊》报道了他。报道说，路易·艾黎的“工合”运动，对中国战时经济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整个“工合”活动催生了2000家左右的“工合”工厂，所生产的商品远超过日机轰炸的破坏能力。于是，李约瑟的车队在双石铺的窑洞前停了下来。在拜会路易·艾黎的同时，还需要修理卡车的弹簧。在李约瑟的眼中，路易·艾黎个子不高，长年奔波，皮肤黝黑，身体很强壮。这时，他才了解到，“工合”在中国支持创办了大批小型工厂，这些工厂多的二三十人，少的只有七人，生产从蜡烛到火车零件的各种产品。李约瑟见到路易·艾黎后，两人在当天喝了一顿难忘的下午茶，啃着老玉米，吃着抹了蜂蜜的窝头、西红柿、鸡蛋，然后喝咖啡。在战争期间的中国，能吃到这些食物已是颇为奢侈了，以至于他们多年之后依旧不忘。

 随后，路易·艾黎和李约瑟一起出发，因为路易·艾黎要为培黎学校选择一个新地方。于是，他们一路西行，经两当、徽县、天水、秦安翻越华家岭，于8月下旬到达兰州。

 此时，兰州虽然因为战争的原因，迁来了一些学校和科研人员，但终究底子薄。对于李约瑟这样一位英国博士的到来，人们给予了很大的热情。在兰州，李约瑟把所带工具、仪器交给兰州培黎工艺学校。给国立西北图书馆捐赠了54种图书资料。同时，为兰州的学者们作了报告，考察了大机器厂(即兰州通用机器厂前身)，参观了西北公路局以及修理厂、干电池厂、毛纺厂、面粉厂。西北卫生防疫处是李约瑟的重点考察对象。我想，这或许与他的专业有关。当时，西北卫生防疫处就能生产白喉抗毒菌、牛羊炭疽、牛痘疫苗等药品。我曾经看到过几张照片，其中有坐落在兰州小西湖的西北卫生防疫处，拍摄者是李约瑟，拍摄时间为1943年8月29日至30日之间。有一张是同行者为李约瑟拍摄的，背景是一座大山，李约瑟身穿一件大羊皮袄，这是他在兰州用1000元法币购买的。这个装扮让他看上去非常像牧羊人。这套行头也一直伴随着他走了一趟敦煌。李约瑟拍摄的照片，为西北防疫处和国立西北医院附设护士学校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可惜的是，至今我们还找不到更为详细的文字材料来了解他在此地的活动。在兰州，李约瑟和他的车队停留了将近一个月，才得以再次出发。除了一系列的活动外，就是为西行敦煌做准备。

 李约瑟是一位富有生活情趣的人，对兰州一切充满了好奇。他对中国越来越着迷。喜欢上了印章，一路上他刻了不少的印章，将他的各种头衔都刻在印章上。在兰州他又专门刻了两个，一个叫作“十宿道人”，他认为是十个星宿的道士。还有一个印章是“胜冗子”，他简单地译为战胜一切混乱的大师。还请人刻了三个名号印章。车辆的检查和维修耗费了不少时间。到9月中旬，一切收拾停当，可以出发了。这次，只有李约瑟和路易·艾黎、黄兴宗3人出发了。出兰州，过永登，到天祝县安远镇时，车又坏了。山丹县城，路易·艾黎在山丹城外选择了一个地方，决定将培黎学校迁到这里。 过酒泉时，画家吴作人搭乘了他们的车。到9月30日，李约瑟一行终于来到了这次考察的目的地——敦煌。此时，距离他离开重庆，已经过了两个月。或许，李约瑟最初的计划，只是到敦煌看看。他参观敦煌莫高窟的热情并不高。虽然，后来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多次引用出自敦煌的材料。

 参观著名的莫高窟时，李约瑟依旧争分夺秒，利用一切时机搜集各种资料。今天，我们依旧能看到他当时拍摄到的一些材料。或许，这次敦煌之行，给他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后来，人们公布榆林石窟3号窟一幅西夏壁画的“蒸煮图”，李约瑟在1959年推测它可能是“蒸馏酒图”，并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后来，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蒸馏酿酒图。从中人们可见李约瑟的敦煌之情。他计划在敦煌停留三天就返回。但他们那辆雪佛兰卡车的主轴断了。无奈，只好在敦煌停留了二十多天。 1

 1943年12月初，李约瑟终于回到了兰州。12月9日是他的43岁生日。来兰州看望李约瑟博士的英国驻华大使馆驻成都领事和路易·艾黎、廖鸿英、张官廉等友人，为他举办了生日宴会。这是个带着浓浓中国特色的宴会，李约瑟穿着古铜色长袍和黑色马褂，非常兴奋。

 两周后，他乘坐一架美国飞机，回了重庆。而他的卡车，则花了一个月时间，才被开回到重庆。

（作者王文元为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知名文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