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工合”运动是抗战危急关头由中外进步人士共同发起，得到国共两党、中国民主人士和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朝野人士大力支持，为坚持抗战和促进中国民主运动作出过重要历史贡献，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群众性经济救亡运动。

在“工合”运动八十周年之际，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农民合作社工作委员会特别选编侯德础教授关于“工合”运动研究的相关史料进行连载，来纪念这一伟大的运动。研究中心网站特予以转载。

“工合”计划的实施，得力于两位重要人物全力支持。正如斯诺所言:“如果没有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这两位十分热心人士的发起赞助，工合是永远办不起来的”。

“工合”计划拟定出来后，艾黎和斯诺立即向正在上海的宋庆龄作了通报。斯诺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当孙夫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笑着说:‘艾黎又领养了另一个孤儿’”。“孙夫人凭借了她的聪明的智慧及无误的直觉，看到工业合作可以补充国父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及最被忽略的部分。她说:‘这就是他所说的民生的意义，但使其成功，它必须是一个受生产者管理的真正民众运动’”。宋庆龄对“工合”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她认为这是“在抗战事业中实现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开端”，“正是他民生主义的意思”。希望通过“工合”这类组织，建立起民主的战线。她为艾黎、斯诺等人的设想“深受感动”，于是很高兴地充当了“工合”运动的保证人。

其实宋庆龄早在抗战爆发前夕就有了帮助人民生产自救的思想。1937年4月，她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中，批评在蒋介石、宋美龄大力鼓吹的“新生活运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因此，我建议用另一种运动来代替这个学究式的运动，那就是，一种通过生产技术的改进以改善人民生活的伟大运动。

显然，宋庆龄支持“工合”是有其思想基础的。这是她矢志不渝地恪守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心系中国劳苦大众的必然之举。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她的影响和推动下，宋家姊弟也都对“工合”的发动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赞助和支持。

据参与“工合”计划的王安娜回忆，宋庆龄“介绍她的弟弟宋子文给我们做朋友。经商谈后，宋子文以个人的身分答应给我们这一计划以财政援助”。以后，“工合”设计委员会主席徐新六又专程到香港，将一份“工合”计划呈送给宋子文，经宋子文替“工合”谈成一笔20万元的贷款。宋子文还同意尝试一下争取国际联盟的支持，为此他专门打了一个电报到日内瓦恳请援助。

对宋子文的这些举动，斯诺认为，他虽然站到蒋介石一边反对革命，“但是他在政治上的矛盾心理继续存在。在感情上他同情他喜爱的姐姐孙逸仙夫人，她是他们家中唯的革命者。由于拥有万贯家财，他无疑会昧着良心干些事，为了减轻内疚，他不时帮助庆龄，甚至通过她暗中帮助左派的事业”。这是极有见地的说法。

    宋子文甚至热心地为“工合”的发起者出谋献策:“他忠告我们，最好取得蒋介石的正式同意”。并说可以通过他的两个姐妹，即蒋介石夫人美龄和孔财政部长的夫人霭龄去做蒋介石的工作。“如果得到政府正式的许可文件，就易于得到更多同盟军的协力”。

蒋介石与宋家姐弟支持工合运动

实则“工合”的发起者们已经意识到，没有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孔祥熙的首肯，“工合”运动是难以开展起来的。于是他们便通过约翰·亚历山大，英国使馆那位热衷于合作运动的年轻秘书去争取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的支持。在艾黎和海伦等人印象中，这位大使“是个开明的、反法西斯分子”，是反绥靖主义者。尽管张伯伦还在当首相，他却公开表示反法西斯，反对佛郎哥和日本侵略者。他同情中国的抗战，总愿作点什么，以个人身份保持英国“给中国援助”的诺言。还有一点亦很关键。那就是这位大使虽然瞧不起美国人，却对《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非常感兴趣，因而对斯诺颇有好感。他立即会见了斯诺，在聆听了为何要搞“工合”的说明后，当即表示了自己的同情。但他对该计划能否获得国共双方的赞同这一点没有把握。后来斯诺谈到宋庆龄已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而且她的弟弟宋子文也答应以一个私人银行家的身份给予帮助的时候，“他似乎被说服了”。答应去汉口说服蒋介石及孔祥熙批准这个计划。

卡尔大使一到武汉就把计划呈交国民政府，并向宋美龄及其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成功地兜售了这一想法。 宋美龄因受宋庆龄影响，当即对“工合”表示赞许，并保证说服政府支持这一计划。她说，“把路易·艾黎找来这里，让我们把这个运动搞起来”。

然而当艾黎到了武汉，“孔样熙的态度半冷不热”。经济部长翁文灏把艾黎叫去，“解释说中国当然需要工业，但不需要一个合作社工业的运动;说中国的老百姓是亲共的，把经济大权放在他们手里是不行的”。随后孔祥熙召集艾黎、端纳和“好几个长江下游的老实业家”开会，意欲让这些实业家在穆藕初领导下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考虑在敌后的安全地区建立哪种工业，由银行进行可靠的投资。对建立“工合”显然是丢开不提了。正在此时，“宋美龄便怒冲冲地闯了进来”，先将艾黎和端纳叫到楼下会客室，又让端纳去请孔祥照。孔进门，她就冲着他嚷道:“你已经毁掉我打算进行的每一项计划。但是这一次你毁不了!”她要求马上给“工合”开绿灯，让它开始工作。“明天早上艾黎必须得到全部授权”。关于这一次宋美龄向孔祥熙施加压力的发作，前些年还有一些细节披露于香港报端。说是当“工合”计划遭孔拒绝后，“气得蒋夫人哭了一场，旋激起孔夫人之同情。为此，孔夫人当着孔院长阁下，表现了卓著功能的‘河东狮吼’，迫使孔院长乖乖地听命，改变主意，全力支持‘工合’”。

事实并非如此。据当时与宋氏姐妹过从甚密的美国女记者埃米莉·哈恩(Emily Hahn,即项美丽)的记载，是“卡尔爵士为了确保这一计划不致于失败于疏忽之中，便请求霭龄给予支持，美龄同时也敦促霭龄对此计划给于特殊的支持和兴趣。因为美龄预见到，由于自己忙于妇女咨询委员会及其有关工作，将无限顾及合作社计划。她们都认识到合作社的潜在重要性”。恐怕最后这一句话才是宋氏姐妹联手支持“工合”的关键原因。考虑到她们在西方受教育并信奉基督教这一背景，她们对赈济难民的合作社持此种态度应该是不奇怪的。何况几年前霭龄还考虑过办实验工厂的问题，设想“在一座试点村庄建立一座小型实验工厂、一个棉纺厂和磨房、学校、母亲训练中心、公共设施——譬如一个公共肉铺；一座现代化医院；良好的浴池...她决心使她的一些朋友对这一想法感兴趣，而且只要有可能就试一试”。

当然，促使孔祥熙转而支持“工合”的主要原因，除了宋氏姐妹一致的坚决态度外，也在于他自己也看到了“工合”能使他们有利可图。因为“工合”全部采取使他私人银行能进行剥削的办工业方式”，并且他们还可以从政府拨款中得到数量可观的回扣。

不管怎样，“工合”是整个宋氏家族一致赞同的罕有的一项计划。鉴于当时宋家姊弟在中国朝野的巨大影响力，应该承认，他们的鼎力赞助对推动国民政府支持“工合”不无关系。

路易·艾黎还就“工合”问题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等人进行过接触磋商。他采取这一行动亦情理中事。因为从1929年起，他就在寓居上海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巴林的影响下开始学习《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1934年又参加了史沫特菜、马海德、海因茨·希普(即以后在新四军牺牲的德国记者韩思)、魏璐诗、耿丽淑等外国友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在宋庆龄的鼓动和支持下，他们还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从事进步宣传和掩护革命者的工作。西安事变前夕，艾黎本人还受地下党代表刘鼎的重托，专程去山西大原，将红军东征时缴获的巨额山西钞票兑换成中央发行的钞票。抗战军兴后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艾黎更深感“工合”的发动离不开共产党人的帮助和指导。

在武汉，艾黎在周恩来的东湖寓所首次与周见面。周恩来很支持“工合”的想法，鼓励艾黎坚持下去。但是他说，既然采取行动的权力在国民党手里，最好找其主要的抗日派人士，使他们接受这个想法。“能去延安和新四军根据地固然好，但只能作为全面计划的一部分，当时最主要的是拉住国民党抗战。最好能取得国际上对抗战的支持，国民党对此十分在乎。”在“工合”总会人事问题上，周恩来叮嘱艾黎，在当时政治形势下，“工合”一定要同国民党政权配合，但要保持自己社会团体的面貌，使“工合”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其领导成员，最好是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爱国民主人士，这样可使“工合”不致发展成一个官僚机构”。周恩来还指派王安娜的丈夫王炳南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筹建“工合”的多次会议。

博古也几次看望艾黎，帮助他制定“工合”的政策。他说:“工合”的主要任务应是拉住蒋介石抗战，不让他投降;要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争取美国和其他国际支持，因为国民党对任何来自美国的东西都十分敏感;不要去延安或新四军地区，除非是在做包括所有敌后地区的人民阵线工作时有此必要，不要直接去那些地方，而要先建立西北、西南和东南三个办事处，并在其他各省做工作，然后扩大开来，并从而取得人员和机器的支援。“工合也可以成为五四运动在难民、残废军人和农民中间的延伸，并能按照自力更生、相互合作的原则，为将要到来的解放了的中国提供有用的教育机会。

除了在人事问题和“工合”未来的发展方面各自有所强调之外，周恩来和博古所谈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规划了“工合”运作的大政方针。而“工合”以后也基本上遵循了这些方针。因此，也可以这样认为，国民政府在程式上给了“工合”以合法的地位，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却使这一运动有了更加明确和实在的奋斗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