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工合”运动是抗战危急关头由中外进步人士共同发起，得到国共两党、中国民主人士和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朝野人士大力支持，为坚持抗战和促进中国民主运动作出过重要历史贡献，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群众性经济救亡运动。

在“工合”运动八十周年之际，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农民合作社工作委员会特别选编侯德础教授关于“工合”运动研究的相关史料进行连载，来纪念这一伟大的运动。研究中心网站特予以转载。

路易·艾黎与“工合”计划

中国的工业合作运动，何以由几个在华的外国人来首倡?对此，我们只能是笼而统之地讲，在战衅初开即国破家亡的严峻时刻，中国人大多忙于抗战救亡的具体事务，悲愤仇苦，辗转奔波；实在无暇高屋建瓴地驰骋自己的想象力。国民政府虽有推进农村合作的前科，却缺乏搞工业合作的经验，而抗战军事的失利，沿海工厂的仓促内迁，早已搞得它焦头烂额。它对上海等地相当大一批民营企业尚且抛弃不管，又哪里瞧得起小型的合作社工业？何况它还对大规模组织难民和失业工人的运动充满怀疑。相行之下，倒是这些具有热忱援华心、冷峻洞察力的外国朋友具有设计“工合”的主观条件。

他们都热爱中国，同情中国人民，憎恨带来战争和死亡的日本法西斯。他们都有在华生活与工作的较长经历，都注意观察和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对中华民族的苦难及其症结，对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和中国抗战能否坚持下去的关键，都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从不同渠道感受到了合作社对于救贫扶困的真实而重要的意义。

约翰·亚历山大本身就是一位合作主义者。斯诺称他为“一位合作社迷”。虽然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当时被一些人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想的，而亚历山大却强调在任何一种社会里，合作社都是民主的基础。没有理由去反对合作社，因为任何东西都可以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立起来”。有这样的想法，他在中国热心提倡合作社理想，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斯诺夫妇全力以赴地参与“工合”策划，正是他们接踵访问陕北红区之后。这段经历十分重要。斯诺就为“工合”的启示也是来自于红区:“最初证明了小规模合作工业在战时经济中的实行是可能的，是在苏维埃时代。在江西，苏维埃曾经营他们自己的纺织工厂、机器厂和其他小型合作工业，在中国尚属初次设立。这些合作工业生产足够的制造品来供给许多简单的需要，且是维持经济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红军主力开入西北后，同种类的经济被采用着。当我第一次在1936年访问这里的时候，区内各地都组成消费、生产、运销和信用合作社”。艾黎也证实了斯诺的这一说法。他指出:“没有老红军给予的启发，就不会有“工合”的构想和实践”。也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耳闻目睹的亲身感受，斯诺夫妇才产生了用工业合作社来聊补千疮百孔的中国战时经济的设想和信心。

路易·艾黎的情形更要复杂一些。他的身世和来华后的漫长经历无疑对“工合”计划有重要的影响。艾黎祖辈是新西兰的的拓荒者，两个叔祖在美国内战中曾参加北军，为废除奴隶隶制度而战斗，其一还是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城的创始人。艾黎于1897年12月2日出生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以西约65公里的斯普林菲尔德。他父亲是一位从教40年的教师和中学校长，也曾经营过卡瑟罗克的牧场，一向崇尚自由和平，还特地用英勇抗击英殖民军的新西兰著名毛利人领袖路易·特·马尼波托的名字来给艾黎起名。“他深知20世纪伊始新西兰的土地问题，认为只有国营工业化农场才是出路”。故长期在农业中提倡合作，最后20年尤致力于工厂--农场合作社实验。艾黎认为，“父亲笃信社会进步，是个比其时代先进的社会主义者”。他的母亲在农场主家里当过家庭教师，“她还是早期在新西兰奋力争取并获得妇女普选权的一批妇女之一。”“总象年轻人那样朝气蓬勃，思想进步”。

在这样的家庭中，艾黎从小受到独立、平等、自由与合作社思想的熏陶。青年时代，他随新西兰远征军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索姆河战役负过伤，得过军功章。回国后又与老同学杰克·史蒂文斯一起在塔拉纳基拓荒办牧场，过了6年孤寂奋斗的生活。

1927年4月21日，他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的腥风血雨中来到上海，先后担任上海租界工部局消防处虹口救火会的小队长和消防处队长级督察。1932年，工部局成立工业科,艾黎旋任工厂督察长。他走遍了公共租界那些开设在拥挤、发臭的陋巷里的工厂和车间，目睹了女工、童工，特别是“包身工”所遭受的难以置信的折磨，“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开始产生了感情”。

1929年绥远大旱，他利用年假去协助济荒，参加了华洋义赈会在绥远萨拉齐开挖水渠的工赈活动。艾黎认为那次经历使他看到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面，懂得了旧社会的车轮是怎样运转的，“也认识到中国的农民一旦围绕着他们向往的任务而组织起来所具有的力量”。

1931年长江洪灾，翌年初他又利用年假参加汉口救济署在湖北的赈灾修堤工作。他目睹了洪湖人民在贺龙领导下抢修新堤一带大堤的感人场面，也对国民党官吏在赈灾中的贪污、投机、盗劫、颟顸无能以及他们对人民的残酷镇压充满了切齿之愤。他说:“武汉周围的凄惨景象加速了我对旧制度的幻灭，也加强了我的信念:总会有一个使人民从压迫和苦难中解放出来的积极的选择”。因他一直没有安家，这两次救灾都收养了一名中国难童为义子。他同情和热爱中国人民。抗战爆发后，更是积极考虑要利用自己在工业、赈灾和合作社方面的经验，为支援中国抗战做点实事。所以一旦斯诺夫妇提议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他即举双手赞成，表示极愿把父亲的理想在中国付诸实施。他写信给海伦说:“我能看得如此清楚，我老爹关于工厂——农场的主意，一定会同“工合”协力起作用。”

“工合”设计委员会成立后，随即委托艾黎起草一个组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发展“工合”社的计划。艾黎邀请卢广绵和上海电力公司的两位工程师林福裕、吴去非参加草拟工作。胡愈之也多次参加有关合作社组织的政策性问题的小会讨论。经众人共同努力，该计划草案在1938年5月初用中英两种文字写出来了，提出了建立3万个工业合作社，使千万人得到新的工作，并使工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的目标。还提出把全中国划分为三大经济防卫区。即在前线地区建立起机动灵活的小型合作社，作为“工业游击队”利用水力、人力和从城市废城中抢救出来的轻便机具在敌后坚持生产，在前线与后方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应建立起半机动的生产单位，紧急关头能依靠运输合作社的骆驼、大车、骤马和人力转移；在西北、西南及东南后方地区，则建立规模较大的合作社，开采矿业，并为其余地区制造机器设备，还要设立训练学校、合作社医院、“工合”供销机构、退伍军人和战士遗族的职业中心、育儿院及其他艾黎所憧憬的社会副产物。如此等等。

设计委员会在讨论这个计划时认为，要在全国范围开展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的运动，非取得国民党政府行政上和财务上的支持不可。同时也必须保持该组织的群众性，即一定要是一个社会团体，这样才能调动广大难民、工人的积极性，并可望得到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援。大家还谈到，显然合作社一经启动就可能创造利润。倡办者的义务就是要盯住有无不讲道德的分子为了自己的私利攫取对运动的控制权。而这正是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悲剧。因此，设计委员会不仅要提防贪婪的银行家、军人、政客和其他不堪信赖的成分控制运动，进行不道德的剥削，也要反对把运动拖入政治。因为政治在当时的中国意味着普遍的压迫，是祸根。“工合”应为工人们的切身利益创造一些干净的、 诚实的东西。

至于开办“工合”的经费，设计委员会估计，期待正在挨饿的失业工人拿钱来为合作社筹来股份是毫无指望的。资金只能来自私人慈善组织，来自银行和政府的贷款。首先，希望启动基金能从红十字会、国际联盟、国际赈灾委员会、洛克菲勒农村重建基金、基督教差会、以及其他的慈善机构获得。当时估计试验一旦获得成功，政府就会更情愿地给予具体的资助。

总之，设计委员会充分肯定了艾黎拟定的计划草案。剩下的艰巨任务，就是如何谋求对实施这项计划的充分支持、特别是启动资金的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