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爱德

在中国的童年

1937年2月，曾经采访过毛泽东的新西兰著名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在北平第一次见到浦爱德时，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艾达讲一口流利的中国官话，不过带一点明显的山东口音。”当时，浦爱德居住在北平城内一所美丽的四合院里，古朴典雅的环境使得贝特兰以为走进了一个中国人的家。贝特兰还为我们描绘了浦爱德的外貌：“她是个小个子女人，长着深色挺直的头发，相貌清秀强壮，她的体质像个结实的农妇——她自己这样夸耀地说。”据贝特兰回忆说，一位中国老拳师时常到她家里教她中国传统拳术，这或许是浦爱德能够保持身体强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一细节中，我们还可以窥见浦爱德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喜爱，而这又和她童年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浦爱德的父母都是美国浸礼会的传教士，很早就来到了中国。1888年，浦爱德出生于山东省黄县（即今天的山东省龙口市），先后有两个中国保姆带着她，一直到12岁。由于从小就和中国孩子一起玩耍，浦爱德的山东话讲得和当地人一样好，以至于几十年后贝特兰还能从她流利的北平话中听出山东口音。从出生到1939年离开为止，浦爱德在中国生活了50年，总是称中国为她的“母国”而称美国是她的“父国”。

1975年，浦爱德在台湾出版了《在中国的童年》，这本书以优美的语言回忆了她12岁以前在山东农村的生活。浦爱德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真情地描述了她的保姆及其家庭、邻居、教友，以及她生长的老式院落，她感到自己与中国生活方式更融洽，而不喜欢外国传教士包括她的父母带来的变化。除了父母以外，对童年的浦爱德影响最深的是她的保姆，一位老实本分的农家妇女，浦爱德亲切地叫她“大大”。书里对“大大”的描述是很着笔墨的，先是穿着打扮：“大大老穿着农民式的蓝褂子和裤子：袖子很宽，衣服松松垮垮地耷拉到膝盖，裤腿在脚脖子的地方全用裤脚带给扎上，就像所有裹脚女人的裤腿一样。”农民式装扮的“大大”也有着农民式的思维，她把中国最传统的善恶是非观念灌输给了浦爱德，让浦爱德自小养成了亲近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特质。接下来，浦爱德又用大量篇幅写了“大大”的家人，以及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浦爱德的第二个“大大”尽管没有陪她多长时间，但她讲的亲手掐死自己所生的6个女孩的往事使浦爱德更加深切地体认到了中国人的传统心理：“生男孩是一种能回报的投资，几年后就能帮爹妈干活，养老，传宗接代。而生女孩则是一种给别人家带来好处的投资，她刚能干活就得嫁人了。”

在《中国的童年》这本书中，浦爱德使用了许多只有中国和中国文化中才有的名称和句子，如“炕”、“豆腐脑”、“多年的道路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等等。这样的句子不仅说明了浦爱德对汉语的精通，更表明她对中国文化的本能理解。浦爱德对卖豆腐脑儿的观察和描写尤为精细，说明她已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卖豆腐脑儿的卖一种冒热乎气的乳状的黄豆，它是头天晚上用慢火熬出来的，上面浇些好吃的卤。从大院里老远的地方，我们就能听到他敲铜锣的声——铜锣是用一块铜板做的，大约6英寸长，4英寸宽，手拿根棍子，用一边垫着布的棍头敲锣。”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山东也没能躲开动荡不安的形势。浦爱德的父母不得不带着孩子撤离生活了多年的村庄，远赴久违了的美国。一年后，他们又回到了中国，跟随父母重返中国的时候，浦爱德的心情居然是那么的兴奋：“我很高兴我们正返归我们的中国大院里的家，返回芝罘的英语学校。美国对我而言，依然不可思议。”

从事医学社会服务的18年

浦爱德在她父亲的故乡佐治亚州读了大学，又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学习教育，然后到波士顿的麻省州立医院学习新兴的医学社会服务。由于她的个案工作表现非常出色，1921年被洛克菲勒基金会聘用，在新建的北平协和医院建立社会服务部，并在此当了18年的主任。这期间，她还在燕京大学任教，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社会工作者。

北平协和医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兴办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直属的临床教学基地，从1921年开始收治病人。它是一所临床各科齐全的综合性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儿科、神经精神科、皮肤科、骨科、泌尿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眼科、妇产科和放射科等，设计床位总数为250张，足供每班学生不超过30人的教学和实习之用。北平协和医院的最大特色是设有一个专门为困难患者（不只是经济上的）提供医疗救助服务的部门——社会服务部，是在建院之初与临床各科同时成立的。在浦爱德的带领下，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办得有声有色，到1930年在门诊和各科室都配备了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他们帮助病人解除心理和习惯上的困惑，引导他们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并且为那些付不起医药费的穷苦患者解决医疗费用，从而使社会服务部获得了“帮穷部”的美誉。

对于新兴的社会工作，当时的公众缺乏最基本的了解。1935年，浦爱德在一次通俗演讲中用“水平线”的假设精辟地做了解释。她说，我们可以画一条水平线，在这条水平线的中央画一条垂直线，凡是处于水平线上方的人都有自我维持的能力，而且沿着水平线上方的垂直线上升的幅度越大，说明这个人自我维持的能力越大，他的发展和进步就越大；反之，处在水平线下方的人都缺乏自我维持的能力，一般需要通过来自外部的帮助才能恢复自我维持的能力。社会工作的目标就是帮助那些处在水平线之下的人恢复自我维持的能力，促进个体的自我发展。浦爱德认为，对多数病人经济上的暂时性的救助都是不必要的，但是精神或情感上的救助却是非常必要的。为说明这一论点，她举出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个案实例：

一个男人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医院。孩子患有结核性脑膜炎，父亲被告知他的孩子没有康复的可能性，只能带他的孩子回家等死。社工看见在这名男子的家里另外两个孩子也是身体瘦弱、脸色苍白，这位父亲处于极度绝望之中，他家的房子也破烂不堪，这位父亲几乎有一年没有真正的工作了，他的妻子由于患结核病几个月前刚刚去世。他唯一的收入来自每天给两个小孩上一个小时的课，一个月大约只有两美元。他的一位表兄为他提供了一间不用付房租的房子和一些日常生活必需的食物，也就是每个月一定数量的粮食。

社工为孩子生病这段时间的生活制定一个临时性服务计划，那就是以鸡蛋和牛奶的形式对所有的孩子进行直接的救助。另外两个孩子也被带到门诊做了检查，他们只是营养不良。社工对他们的亲戚进行了访问，而且发现没有其他的家庭成员能够帮助他们。社工多次访问这个父亲，他曾经是北平协和医院一个实验室的技术员。他有在一家医院附近做临时工的多种经历，他曾经饲养过老鼠，在一个剧院里当过助理会计员或剧场管理员。

后来，患病的孩子死了。这个父亲必须要有一份工作，他的一位表兄带走他8岁的小女儿。社工把那个严重缺乏营养的小男孩送到一个家里去寄养，并为这个孩子支付生活津贴，直到他的父亲能够接他回家为止。根据我们对就业市场和对这个男人能力的了解，我们感觉像在协和医学院实验室里当扫地勤杂工是比较适合他的。但是他却拒绝接受这份工作。因为他曾经是一位职员，他不想再干体力活了。

再后来，社工多次给他做工作，他开始当了一名扫地的勤杂工。再往后，他成为一群勤杂工和服务员的领班，他穿着长衫，还把他的英语、汉语和经验应用到管理当中。最后的结局，他把他的男孩子送到他的一位乡下亲戚那里，所以不再需要慈善救济了，而且他又结婚了。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浦爱德和她带领下的社会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地帮助病人度过各种困难，直到他们能够重返社会。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浦爱德在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建立了许多衍生部门，包括职工社会服务部（成立于1925年），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工会；怀幼会（成立于1923年），由医生的夫人们出资，组织照看病人的孩子或者被遗弃的孩子；调养院，病人出院后如果应该休养一段时间，但家里条件不允许，就在调养院休养，只收很低的费用甚至免费，分为男调养院和女调养院两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成立的救济部，专门为了收养七七事变时受伤的第二十九军官兵，浦爱德亲自担任救济部的主任。

浦爱德还将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组织形式和医务社会工作模式推广到南京、济南、上海等地多家医院，成为1950年以前中国和亚太地区医务社会工作的开拓者。比如，她曾派最好的社工人员朱宣慈去南京鼓楼医院辅导医院社会服务工作，派钱且华去山东齐鲁医学院医院建立社会服务部，上海中山医院的社会服务部也是浦爱德派人帮助建立的等等。华西医学院社会服务部、南京鼓楼医院都派社工人员来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学习过，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大学的社会学系学生也曾来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实习过。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浦爱德在长期的社会工作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力，而这正是社会工作在中国得以生长的文化背景。她回忆说：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人们的头脑中还存有一些疑问，这些疑问包括：一方面中国的家庭是否欢迎家访，另一方面是否有足够的社会福利机构以便可能对病人进行社会治疗”。随着工作的深入，她发现“尽管中国正式的福利机构比西方国家社区少得多，但也有一定的数量可以利用，而且非正式的或者说自发组织起来的福利机构比较多。从家庭到远方的亲戚都在分担着大大小小的责任。家庭朋友、中年男子、村子或街道中年龄较大的人、雇主，每个人都有他们所意识到的责任，只是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最后她宣称，“中国社会本身就发展了能够成功解决大多数主要生活问题的办法”。从这里，我们又一次感受到浦爱德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之深！

服务于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1938年底，浦爱德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合同到期，她选择了离开。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浦爱德积极寻找帮助中国抗日的途径，于是她参加了中国工业合作（简称“工合”）运动，并成为最顽强的活动家之一，直到1952年工业合作社并入人民合作社。中国工业合作社是抗战初期由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作者）及其夫人海伦·斯诺、路易·艾黎、胡愈之等人在上海发起的，于1938年8月在汉口成立的，旨在发展战时中国的工业经济。1939年6月，路易·艾黎、何明华、宋庆龄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工合国际委员会，争取工合运动在国际上的支持，浦爱德成为了这个委员会的干事。之后，浦爱德受宋庆龄的委派，奔赴纽约，建立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

在浦爱德的大力推动下，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很快建立起来。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由罗斯福总统夫人担任名誉主席，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颜求儿担任主席，浦爱德和拉铁摩尔夫人担任秘书。浦爱德在美国和加拿大到处做有关工合的演讲，组织地方性的支持委员会，为报纸撰写文章，积极争取美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支持中国抗日。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总共募集到了300多万美元的捐款，这是工合运动收到的最大一笔外援。工合结束后，浦爱德仍然为促进美中文化交流而努力，直到晚年她还是美国美中友好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而努力

1920年代浦爱德创作了几篇关于北京的短篇小说，发表在美国的一家通俗杂志上。1930年，她开始访问一位从山东“老家”（即她的出生地）移居北平的老年劳动妇女。根据访谈记录，浦爱德写成了《汉家女儿：一个中国劳动妇女的自述——根据宁老太太所讲故事而著》，写的是一位能干坚强的农妇在丈夫毁于鸦片之后独立生活的真实故事。该书1945年由耶鲁大学出版，1967年斯坦福大学再版，再版后的《汉女》成了斯坦福大学15本最畅销的书之一，而且是美国各地妇女研究和中国学课程使用的教材，为中美文化交流增添了一段佳话。

浦爱德在美中文化交流方面最大的成就是帮助老舍翻译了他的名著《四世同堂》。1948年3月至9月间，旅居美国的老舍与浦爱德一起翻译了《四世同堂》，该书于1951年以《黄色风暴》为名由美国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翻译过程是比较独特的，先是由老舍对小说进行删节，然后再口授给看不懂中文的浦爱德，由浦爱德录于纸面。1977年2月22日，浦爱德在写给她的好友费正清夫人的信中说：“《黄色风暴》并不是由《四世同堂》逐字翻译过来的，甚至于不是逐句的。老舍念给我听，我则用英文把它在打字机上打出来。他有时省略两三句，有时则省略相当大的段。最后一部的中文版当时还没有印刷，他给我念的是手稿。Harcourt Brece出版社的编辑们作了某些删节，他们完整地删掉了一个角色，而他是我所特别喜欢的。”

老舍

起初老舍对浦爱德的翻译水平有所怀疑，几乎取消他们之间的合作。译稿完成之后，老舍请著名作家赛珍珠审读，赛珍珠对译稿大加赞赏。浦爱德之所以能够准确地抓住《四世同堂》的主要题旨，是跟她在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接触到的病人关系极大，那段时间使她深切地认识了北平和北平社会风情，故而她的译文才能传达出原作的神韵。《四世同堂》的翻译不仅暗含了浦爱德对“母国”的深深的执念，也表达了她对文化霸权的有意纠偏。

    1985年，浦爱德在美国逝世，享年96岁，直到去世前一直担任美国美中友好协会的主要领导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