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工合”运动是抗战危急关头由中外进步人士共同发起，得到国共两党、中国民主人士和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朝野人士大力支持，为坚持抗战和促进中国民主运动作出过重要历史贡献，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群众性经济救亡运动。

在“工合”运动八十周年之际，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农民合作社工作委员会特别选编侯德础教授关于“工合”运动研究的相关史料进行连载，来纪念这一伟大的运动。研究中心网站特予以转载。

“工合”的酝酿

“工合”是在上海爱国人士的“星一聚餐会”上开始酝酿的。“星一聚餐会”是原救国会领导成员胡愈之等人，在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鉴于当时救国会组织已不存在，为了把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团结在一起支援上海抗战而发起组织的。参加的有上海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工商界、银行界、宗教界著名人士数十人。他们每逢星期一晚上，就以聚餐为名举行集会，讨论国内外形势，研究抗日宣传和支援战争的各项工作，然后由到会人员分工贯彻落实，为支援上海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关于该会的活动，曾任聚餐会秘书并负责安排每次聚会的时间和地点的卢广绵回忆说，主要有组织宣传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动员上海各界捐款支援东北义勇军，出版《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以及恢复李公朴所办量才补习学校以解决上海沦陷后部分青年的读书问题等。

那么“工合”的想法是怎样萌生的呢?英国领事约翰·亚历山大在一次“星一聚餐会”上谈话说:“在任何社会里,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等，合作社都是民主的基础，都没有理由去反对合作社，因为任何东西都可以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立起来’。难道这不正是中国所需要的吗? ”

为什么不把工业同合作社结合起来呢?斯诺夫妇和艾黎开始了这方面的思索和讨论。

1938年3月18日，斯诺夫妇、艾黎和亚历山大举行了秘密会议。那次会议的记录写道:“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提出了建议，并与路易·艾黎合作，拟定出一个在中国建立工业合作社的概略计划。...经同亚历山大商量，请他帮忙...亚历山大自告奋勇，愿意同美国和英国的合作运动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

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又对艾黎草拟的方案作了修改，然后请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约翰·鲍威尔印成小册子，在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中散发，立即得到了“星一聚餐会”中人的热烈响应。

4月3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发起“工合”设计委员会的聚餐会。参加会议的一共11个人，除艾黎、斯诺夫妇和亚历山大外，还有饭店的主人梁士纯、上海著名银行家徐新六、著名爱国人士胡愈之，妇救会活动家黄鼎秀，以及另两位银行家与合作社专家卢广绵。卢广绵是由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秘书张淑义和龚普生介绍给斯诺夫妇的。

在这次会上，大家对要在中国搞工业合作社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议决定采用“工业合作社”的提法，认为合作社是一个含混的、无刺激性的词语。会上还正式成立了带筹备性质的“工合”设计委员会，推举徐新六为主席，亚历山大为秘书，梁士纯为召集协调人。并对所有参加者的名字保密。因为当时针对政治活动的暗杀和暴力正频繁发生。4天后，也就是4月7日，“星一聚餐会”的主席、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即被日本人暗杀于斯诺所住的冒水井麦德赫斯特公寓附近。

这个小小的设计委员会为自己定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宏大任务，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改造中国经济体系和赈济战争难民。既然不可能对这类合作组织找到现成的方案，它就要求其成员对建立一种工业合作制并为其发展谋求中外支援等问题进行探索。在艾黎的鼓励下，大家相信:他们的小小橡树籽仅仅需要通向温床的小径，总有一天它会发芽，巨大的橡树也就会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