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工合”运动是抗战危急关头由中外进步人士共同发起，得到国共两党、中国民主人士和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朝野人士大力支持，为坚持抗战和促进中国民主运动作出过重要历史贡献，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群众性经济救亡运动。

在“工合”运动八十周年之际，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农民合作社工作委员会特别选编侯德础教授关于“工合”运动研究的相关史料进行连载，来纪念这一伟大的运动。研究中心网站特予以转载。

“工合”运动的缘起

1938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烽烟中，满目疮痍的中国土地上兴起了一场“工合”即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这是一场由中国人民的诚挚朋友埃德加·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等人发起，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民族实业家踊跃投入的经济救亡运动。

它在组织民众、支前生产、赈济难民、争取外援诸方面，都曾发挥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它还是国内外抗日统一战线的一条重要纽带，也是当时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内容。宋庆龄曾高度评价说:“中国工业合作社代表人类的复兴、经济的进步和民主政治的教育”。“工合”的事迹和精神蜚声世界，贏得了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内的许多国家朝野人士的关切和支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那一位因徒步考察八路军敌后抗战和写作《中国的双星》一书而饮誉中外的美国军人埃文斯·卡尔逊，甚至还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建立了一支以“工合”命名的突击队，呼“工合”为战斗口号，在瓜达尔卡纳岛等战役中创下赫赫战功。战后英语中出现了一个新词: gung-ho,意为“同心协力的、热烈的、雄心勃勃的”。其实这个词，正是“工合”二字的译音。

在二十世纪以来与中国关系密切，影响最巨的几个大国，无一不是合作运动高度发达的国家。如果说它们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这样那样的不同影响，但发展合作运动，是它们给中国的共同影响之一，而这种影响又遍及了中国朝野各主要势力。一批老同盟会员和国民党人，在旅日期间受到东瀛合作运动的熏陶。民主派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孔、宋家族，则对来自于英美的种种影响相当敏感，断无反感英美盛行的合作制度的道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左派，当然也不会违背列宁发展合作社的思想而对苏联的榜样持否定态度。虽然上述各国和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合作社性质和前途的理解其实大相径庭，但合作社这种形式却是大家一致认同的。凡此种种，也就为中国人在抗战时期能够空前协调一致地支持振兴残破工业的合作社运动，奠定了一个源远流长的思想基础。

在日寇战火威逼和人民群众数亡图存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出面组织残存的工矿仓促内迁，但由于它的片面抗战路线误国及官僚机构的腐败无能，内迁工作失败多于成功。到1940年6月底，迁入内地各省的民营厂总才452家，内迁设备只有12万吨。据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观察，“约有40多万吨的机器被抛弃在长江下游带”。上海5000多家工厂，“迁移至内地的工厂不过152家”。而因长途跋涉受到严重损失以致无法复工者，又占内迁厂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战祸及工矿内迁的失败，使我国约80%的工业设备遭到破坏。工厂残破又造成大批工人失业。抗战初期据《国际劳工通信》的估计，全国至少有3497963个失业工人。日寇侵略还把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赶出家园。按1939年国民政府发布的数字，已有1500万难民流入内地。难民和失业工人糜集后方，嗷嗷待哺，坚持持久抗战更急需大批物资供应。显然，已经残破不堪的内迁工业绝无可能提供较多的就业和军需民用物资。内地各省的工业则微不足道。当时地域辽阔的整个西南、西北地区，只有符合工厂登记条件的企业237个，仅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其中西部各省中经济最发达的四川，也只有115家厂矿，占全国的2.93%，而拥有的工业资本和工人数量，也只占全国的0.58%和2.58%。欲依靠这般实力来支撑抗战经济，谈何容易？

更严重的是，日寇为截断我国外援，尤其疯狂地攻掠我铁路、公路交通线和沿海港口。“七七”事变后的一年零三个月中，日军在华北、华东和华南侵占的铁路线，已达关内铁路总长的74%。给铁路造成的物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竞达21300万元之巨。敌人侵占后可资利用的公路约8000公里，加上我方自行破坏的5万多公里和毁损的桥、渡、站场及7万多辆各式机动车，公路方面的损失共约1200万元。中国的航运船舶也大部分损失。战前全国注册的百吨以上的轮船共542艘，57.6万吨。战争期间部分被敌劫掠，部分在江阴、马当一线自沉阻塞长江航道或毁于敌人炮击轰炸，部分转售于外商，最终退入后方的仅66艘，约11万吨。损失的船只再加上沿海沿江码头、囤船、仓库、木帆船和物资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约为2100多万元。总计交通方面直接与间接的物资器材原值损失高达52400多万元。

与此同时，日寇还在沿海各口厉行严密的经济封锁。1937年8月封锁了北方各港至上海的航路。1939 年5月禁止第三国船只在中国沿海航行。1940年6 月，日军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切断了滇越铁路，继而又封锁了滇缅公路。至此，抗战大后方与外界的交通几乎完全断绝。国民政府希冀从国外获得大量物资接济的幻想归于破灭。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面临着空前的困难和严峻的考验。

然而这一特定环境却为“工合”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其一，抗战前的中国合作运动，历来以农村合作运动为主体，以消费合作、信用合作为主要内容。这些特点显然已不适应于抗战需要了。战争初期的巨大损失和坚持抗战对军需民用工业品的亟需，促使中国合作运动人士紧急将目光转向工业生产领城，考虑以合作社方式来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生产，以有助于改善军需民用的紧张状态，支持抗日战争，这正是“工合”勃兴的内在原动力。它在战争条件下改变了中国合作社运动的传统内容与方向，造就了合作运动在我国工业领域的一段辉煌历史。

其二，在一般情况下，合作社工业限于规模、资金、人才、技术诸种条件，很难与国有或私者的大工业抗衡。所以欧美、日本等国的合作运动虽发达，却皆以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居多，而鲜有工业合作社。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工业本已微不足道，何况抗战还提供了对“工合”发展极为有利的特殊环境:国内工业的空前损失和日寇封锁造成的外货输入困难，在一定时期内为手工业、半手工业的合作社生产免除了竞争，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流入内地的大批失业工人和难民，又提供了技术力量和充裕的劳动力，这就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为“工合”的崛起准备了有利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对“工合”而言，在和平环境、正常情况下是很难获得的。

其三，与大中型厂矿相比，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合作社的组织和生产经营方式客观上也比较适应于战争的严酷环境。因为“工合”社一般规模较小，无须大笔投资和复杂的机器设备。可以因地制宜，利用较简陋的工具，就地取材开工生产。它建立见效均快，可以滚动发展，还因易于搬迁，化聚为散，分布于乡村和山区，无高大厂房和笨重设备，可有效地避免敌寇轰炸和袭击。显而易见，这些长处使“工合”社在战争中较一般工厂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

    其四，由于合作运动在世界上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被侵略的中国为坚持战斗而发展合作社工业，以救亡图存，赈济难民和失业工人，这悲壮而神圣的事业极易获得各国人民的普遍同情与支持。正因为如此，“工合”运动得到了包括许多著名人物在内的各国朝野人事的声援，也获得了来自各国的大量援助，更有许多支持中国抗战、支持进步和正义事业的国际友人直接在华参加“工合”事业。这在中国合作运动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对“工合”运动迅速勃兴的意义，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