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艾黎与马海德,这两个外国人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严格地说,他们是外国血统的中国人,他们俩半个多世纪结下的友情已超出了血缘的关系。他们为旧中国的灭亡尽了一臂之力；又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上海相识

1934年,上海。来自新西兰的路易·艾黎与来自美国的乔治·海德姆(马海德的原名)相识了。

当时,艾黎37岁,公开身份是上海公共租界督察,他在上海已呆了5年,熟知各方面的情况,并有各界的中国朋友。

而24岁的乔治刚刚获博士学位从美国医科大学毕业,就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位祖籍黎巴嫩的美国青年希望用自己的医术为上海滩上的病人解除痛苦。

但,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对自己的初衷产生了怀疑。他发现穷人是没有钱迈进诊所的,而被送进慈善医院的病人,大多已没有生还的可能了,他们连饭都没有吃的,疾病就更无力关照了。而既使治好了他们的病,又能怎么样呢?

这个有着良知和正义感的青年渐渐被吸收到艾黎等进步外国人士的圈子里。

几次接触之后,乔治就常找艾黎聊自己的心事,他敬佩艾黎的锐敏、爽朗。一次,艾黎问乔治说:“你是皮肤科医生,你懂得铬性皮炎这种病吗,”乔治说:“懂的不多,但我愿意多研究研究。”艾黎说:“那好,我介绍你到一些工厂去,那里的情况,对你认识问题会有帮助的。”

乔治在上海的工厂里,看到了工人们在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的情况下从事各种有害身体的工作情景,感到无比震惊。由此,联想到自己的父亲早年曾做为童工由黎巴嫩被带到美国去的经历,他对艾黎说:“看来,资本家都是一样的狠毒啊！”

艾黎听后启发他说:“你看到的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中国的一切根源在于它的社会制度本身。”

对于年轻、单纯的乔治来说,艾黎的话无异使他的眼光由病人投向社会的第一课。

世界现的转变

在当时的上海,有一个由艾黎任组长的中国第一个国际性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它的成员有史沫特莱、艾琳·魏德迈、海因茨·希普等人。它的组建,用史沫特莱的话说“我们应该懂得理论。”

乔治被吸收进来,在这里,他阅读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书籍,他的眼界大开,他们一起讨论土地所有制,社会发展史、中外时事政治及上海的现实等诸多问题。

艾黎除公开身份外,还在悄悄为中国共产党工作,他把红军的故事带到了小组会议上。他说:“中国的希望是他们,你们如果不信,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真相如何?”

如今的虹桥机场一带,当年是国民党处决犯人的刑场。一天,乔治等人由艾黎领着到了这儿,看到了一次行刑的过程。一批排着队、衣衫槛楼的年轻囚犯,在国民党军队荷枪实弹的钾解下走向刑场。他们虽已伤痕累累却高挺着胸膛,义正严辞地高呼“打倒国民党,”等口号,微笑着向围观的群众点头告别……

乔治看到这些年轻、勇敢的优秀青年被残酷地枪杀了,他感到灵魂受到震惊,他知道,这些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从艾黎那儿,他又陆续了解到苏区的一些情况,那里聚着无数的先进分子,在进行艰苦卓绝的苦斗。

周末,艾黎常抽空带乔治去上海近郊的农村,与农民们交拄,使他们了解到了中国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由此,艾黎把乔治的思想引入了更深的一层,向他讲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故事。乔治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启发和熏陶,他对红军产生了无比的崇敬和向往,几次主动向艾黎提出,愿为中国革命尽微薄之力。他的诊所被艾黎和宋庆龄用来做为地下党的接头地点；乔治有一辆汽车,每次领任务得胜而返时，高兴地孩子似地在车子里转着方向盘。

艾黎有意识地全面培养乔治,他让乔治撰文在英文杂志《呼声》上,为中国的抗战鼓与呼。他对乔治说:“希望你锻炼得不但能拿手术刀,还能拿笔杆子。”

乔治的人生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人不应该把自己局限于种族和国家之间,我不同意父母让我回国行医的想法,永远也不当一个有钱的阔大夫。我想留在中国将愉快地、艰苦地去工作。”

1936年初,乔治同艾黎推心置腹地作了一次深谈,乔治诚恳地说:“我精力旺盛,渴望去苏区,我对中国的解放事业充满信心。你能帮助我吗？”艾黎对于乔治的进步早已经看在眼里，但对于他这么快就提出了去苏区的愿望仍有点意外,当即表示:“好极了,我一定帮助你!”几天之后,在艾黎和宋庆龄的协助下,乔治去苏区的事情落实下来了,而这一对好朋友就此一别数年。

惊逢延安

1939年12月,艾黎陪同印度医疗队来到延安。乔治已改名马海德,担任延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顾问。

在欢迎印度医生的人群中,艾黎一眼就认出了乔治。

他从车上走下来,悄悄来到乔治的身后,轻轻推了一下他,喊了声“乔治”。马海德大吃一惊,猛地转过身来,两位老朋友惊喜交加的拥抱在一起。

在延安的这段时间,艾黎睡在马海德的窑洞里,老朋友相见有说不完的话。马海德已完全变了,他能讲一口流利的陕北腔的中国话了,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个地地道道的陕北人了。

在延安,他的医术全都用上了,就连夜里都有人提着纸灯笼来找“马大夫”出急诊,他总是乐呵呵地背着药箱随来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陡峭的山路上,踏着吱嘎作响的积雪上门应诊。

艾黎带着钦佩的目光送走了马海德,又不放心地坐在油灯旁等他出诊回来。马海德对艾黎说:“我有使不完的劲儿,这里上有毛主席,下有战士都喜欢我,我觉得自己的岗位就在这儿。”

1940年11月,马海德和苏菲女士在延安喜结良缘,艾黎电汇200元钱表示祝贺,马海德用它买来糖果、食品,招待前来贺喜的同志、战友。

晚情益深

全国解放后,马海德担任中央卫生部顾问,艾黎在甘肃省的山丹创办了培黎学校。

艾黎邀马海德到甘肃,两人彻夜长谈各自的工作,两人都不顾年龄的限制,兴致勃勃地背上背包四处访古,寻觅新石器时代的残迹。这些当年检来的瓦砾陶片，至今还在马海德家的客厅里随处摆设着,他的家是一个典型的中式家庭,安置着红木家俱,连门帘也是用土蓝花布做的,一派古雅。

马海德的妻子苏菲女士说:“这是两个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对中国深沉的爱的最好纪念。”

1970年,马海德患病住院时，80高龄的艾黎每次去医院探望,都忘不了带一束鲜花,一些小点心或小菜,给马海德讲各种新闻；艾黎生病时，马海德又是量血压，又是喂药,无微不至。

1987年,艾黎以90岁高龄去世。马海德悲痛地写道:“50多年来,每当我困惑不解时,艾黎都为我指明了方向。当我有困难时，他给我以勇气。半个多世纪交往中,我们相互关心,相互理解和勉励，为着共同的目标前进。”他说:“对于我们,精神上的相通比血缘还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