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合”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美籍）等倡导下，国内爱国人士宋庆龄、胡愈之、沙千里、陈翰笙、王炳南、吴去非、卢广绵等响应支持下组织创办的。对于创办“工合”的目的，艾黎明确地说：“是在中国城镇和农村，建立一条抗战时期的经济阵线，使受战争祸害影响从沦陷区转移来后方的农民和工人，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并将抗战进行到底。”

艾黎在国际上与英美一些政治人物有着良好关系，所以“工合”运动一出现就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并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援助，国内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从此，为支援抗战的“工合”组织像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不到两年时间，遍布中国解放区和国统区：在江西赣州设立了东南区办事处，在湖南邵阳设立了西南区办事处，川康设立了重庆办事处，西北设立了宝鸡办事处、洛阳办事处，浙皖设立了金华办事处,云贵设立了昆明办事处等。

路易·艾黎以“工合”国际委员会执行联络员和“国民政府行政院技术总顾问”的身份，殚精竭虑地组织发展中国的“工合”运动。长汀及福建各地的“工合”运动也都是由路易·艾黎亲手组织和发展起来的。

建立长汀与福建各地的“工合工合”组织

长汀位于福建西部边陲，是闽粤赣走廊，是抗日的后方，当时的同盟国美军在长汀还新建了一个空军基地。抗日战争开始后，内地一些军政机关、厦门大学等高校和福建内地、潮汕难民纷纷涌入长汀，汀城人口剧增二三倍，达到了10万人左右。如此多的难民，如何解决他们的生存和就业？如何建立一条抗战时期的经济阵线支援抗日前线，将抗战进行到底？诸多的难题都亟待解决。同时，长汀这个抗日后方，具有很多有利条件，所以很快就引起了艾黎的高度重视。

1939年4月，路易·艾黎带领黄文炜（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蔡醒华（南昌人）、蔡慎聆（宁波人）等人，从赣州来到长汀城。当时国民党长汀县长黄恺元是个开明人士，经艾黎晓以大义后，不像别处国统区官员那样百般阻挠，而是派了“农合”指导员范绍康协助，所以长汀筹建“工合”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艾黎亲自草拟布告，阐明在长汀建立“工合”的性质和宗旨，号召失业工人、难民前来报名参加。布告一出，前来报名者日益踊跃。经过10多天的紧张工作， 1939年5月4日，“东南区工合长汀事务所”在汀城县前街修家祠（不久迁往席稿坪连邑公所）正式成立，路易·艾黎亲自担任“工合”长汀事务所主任（后由黄文炜继任），蔡醒华任技术员，蔡慎聆任会计，岳桂森任事务员。随后又增派工程师黄子民、机械师尹纳士（美籍）、技师石代遵（安徽人、交大毕业）等专家前来加强事务所工作。

事务所是“工合社”的组织指导机构，它指导社员根据社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帮助各单位制订业务计划、核放贷款、完备会计制度（大社派驻会计1人，小社几社合派1人）、进行财务监督；开展技术研究，帮助发展产品；举办社员教育和福利事业等事项。

艾黎将“工合”长汀事务所成立后诸多工作安排妥善后，又带领黄文炜、黄子民、石代遵、蔡醒华等人前往连城姑田，考察了姑田造纸生产情况，富有特色的姑田造纸给艾黎留下了深刻印象。接着，他们一行人来到了抗战时期福建的临时省会所在地——永安。在艾黎指导帮助下，同年5月，“东南区工合永安事务所”正式成立，张汝砺任主任。永安事务所开办了18个“工合社”，工作人员约170人，主要业务是修理汽车、印刷、生产动力油、酱油、雨具、木器等。当时福建省会迁至永安后，省内外各报馆、出版社纷纷迁往永安，永安成了东南文化中心，所以“工合”永安事务所逐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印刷业方面，承担了10多个报馆、出版社的印刷业务，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

然后，艾黎一行人又从永安前往南平，在南平建立了“工合”指导站，作为永安事务所的派出机构，主任陈文全（新四军军部电台工长，从上饶集中营暴动出来，新中国成立后任一机部科技副部长）。同时，艾黎在南平收购了福州沦陷前搬到南平、无力再内迁的一家机器厂和一家印刷厂，并将这两家工厂的机器，包括发动机、鼓风机、车床、钻床、钳床、刨床，印刷用的四开机、八开机、铸字机、画线机、各号中文铜模等40余部，全部运到长汀，并招收失业工人、难民70余人进厂。“工合”长汀事务所便组建了机器社、雨伞社，大大充实了印刷社。六七月间，艾黎一行从南平继续北上，经建瓯、建阳，到了闽北浦城。那里有许多从上海退下来的伤兵和难民，艾黎便把工作重心放到组织伤残军人的“工合”上。1939年7月，“东南区工合浦城事务所”成立，主任为潘先生，不久由林涧青（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接任，并兼任指导员。他们将伤残军人组织起来，办了10个“伤残军人工合社”（又称“荣军工合社”）。之后，艾黎从浦城绕道返回赣州，又将南昌沦陷前撤到赣州的一家染织厂的全套机器设备买下来，搬到长汀办起了西门染织厂。

1943年3月，基于1939年对连城姑田造纸生产考察的深刻印象，艾黎将他的得力助手——东南区“工合”办事处课长毕平非（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工合”协会代理事长）调到福建，担任福建省“工合社”视导，并负责筹建“工合”连城事务所。同年9月，“东南区工合连城事务所”在姑田镇正式成立，毕平非兼任主任，指导员许静（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出版社副社长）、吴知因（女，中共党员，由台湾义勇队转来），会计员袁昌硕，出纳员张国洽，技术员陈绍文、张伯桂，技工卢汝椿等，组建了12个造纸“工合社”和一个造纸实验工厂（由陈绍平主持）。

培训干部，推动“工合”运动发展

为了培养“工合”干部，推动“工合”运动的发展，在艾黎的组织领导下，于1939年6月至1940年4月，在瑞金历任村连续举办了三期“东南区工合讲习班”，培养东南区五省——福建、江西、广东、浙江、安徽“工合”事务所的指导员、会计员等。学员中有我党派去学习的同志，有“工合”基层社推荐的社员骨干，有从社会上招收的进步青年。每期学习3个月。课程有：合作概论、合作金融、合作指导、合作经营、合作社法、工商管理、合作会计、合作教育、经济学、社会科学概论、国际形势、日本侵略中国史及军事常识等。目的是使学员养成吃苦耐劳的实干精神；养成纪律化的生活习惯；养成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养成深入民间的“工合”干部，使经济活动能配合军事需要。讲习班教职员有艾黎、笪移今、王毓麟、胡先行、黄路平、廖衡胜、孟受曾、颜思贤等，还有兼任教职员的范绍康、蔡慎聆、石代遵、黄文炜等人。

三期学习班共培养学员118名，其中福建省参加人数为24名，包括长汀学员13名——毛勋公、丘松生、修洪章、胡其煊、陈捷桑、傅维基、刘衍庆、卢启平、陈嘉鑫、廖歧、丘嘉德、王尔民、王建元；连城学员1名——项信喜；龙岩学员1名——蔡萍；闽侯学员7名——郑茂松、陈祥书、黄濂海、戴欣、林德源、林秋帆、林鸿炘；浦城学员1名——林静闲（女）；永泰学员1名——黄大琰。福建参加培训人数之多，仅次于江西。“东南区工合讲习班”为福建“工合”运动的蓬勃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干部。

艾黎为了加强“工合”长汀事务所力量，从“东南区工合讲习班”结业学员中调来王尔民、修洪章、卢启平、刘衍庆等20余人担任各基层“工合社”指导员、会计员工作。

1942年5月，“工合”长汀事务所举办了一次“工合社员学习班”，城区社员全部参加了培训，利用每天晚上时间，学习了一个月。学习内容有：时事讲话、“工合”章程、会计常识、“工合”经营论、珠算、作文等。学习结束举行测验，并发给结业证书，还举办了作文比赛、演讲比赛、足球比赛等活动，还举行文娱晚会、演出活话剧、唱抗日歌曲、表演魔术等文娱节目，到会社员、家属及来宾200多人。通过培训，提高了社员对抗战的认识，学到了组织、管理和技能等知识，使“工合社”更加巩固，越办越好。

发展生产，支援长期抗战

福建的“工合”运动发动起来后，艾黎又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为支持帮助长汀“工合”生产，曾给予贷款13万元。长汀“工合”机器厂18匹马力的煤焦机，也是由艾黎从沿海抢救出来的柴油机改装而成的。艾黎从南平购买抢运到长汀的印刷机器40余部，是当时较为先进的印刷设备，加上汀城原有的毛铭新印刷所的铅印器材，使之成为邻近10多个县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一个印刷社。全社70多个工人，其中有许多印刷老工人在中央苏区时期为工农红军印刷服务过，还有10多个未公开的中共地下党员，毛铭新印刷所一度成为共青团中央《青年实话》的印刷所。随着厦门大学和省立福州工业职业学校等高校迁入长汀，“工合”印刷社还承印了厦门大学等学校、团体和地方各种报刊杂志数以百种，如《厦门大学学报》、《唯力》杂志、《抗战》、《汀江日报》副刊《草原》、《中南日报》等，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制造“精神炮弹”的极大作用。

连城是沙溪（闽江上游）、汀江（韩江上游）和九龙江的分水岭地带，全境多山，盛产竹木，以竹为造纸原料，造纸业比较发达，因此连城“工合社”组建了12个造纸“工合社”和1个造纸实验工厂。主要产区是姑田、内山、屏山及北团四区。姑田产连史纸和道林纸，内山产贡纸和改良纸，屏山产京连纸，北团则产毛边纸。全年生产纸张达48000余担。产品价廉质优，供不应求，远销全国各地。

“工合”浦城事务所把伤残的官兵组织起来，生产军队日常用品，为抗战直接作出贡献。1939年7月，事务所与浙东抗日前线的某师联系，了解到前方缺乏鞋袜、毛巾、竹笠、药棉、纸张、卷烟和下饭用的咸菜等情况后，他们以突击精神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配制品、缝纫、卷烟、印刷、纸业等10个“工合社”，拥有社员800余人。他们的产品源源不断送至前方，满足了部队的需要，给坚持抗日的前方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在艾黎的关怀帮助下，福建各地“工合”的生产迅速发展，产品不断供应军需民用，为支持长期抗战提供了大量的物质产品。当时，长汀“工合社”生产的斗笠和油纸、瑞金“工合社”生产的麻鞋、宝鸡“工合社”生产的军毯，成为抗日战士的宝贝，战士们一天也离不开它们。长汀“工合社”年产值达100万元，生产布匹、毛巾、袜子、皮鞋、皮箱、牙刷、肥皂、棉花、纸张、文具、油墨、浆糊、铁锅、切面机、烫斗、火锅、五金制品、电镀制品等大小数百种产品供应市场需求。长汀农村造纸“工合社”生产的毛边纸质量最好，最宜于写账文，故销路很广，远销南洋各地，在港穗市场首屈一指。

1940年秋，艾黎第二次来长汀考察。仅过了一年半时间，这时的长汀“工合社”已发展到34个。城区有油纸社、文具社、弹棉社、斗笠社、染织社、针织社、纺织社、卷烟社、缝纫社、锯板社等；农村有炼铁社、铸锅社、砖瓦社、榨油社、面粉社、炼糖社以及12个农村造纸社。

这次艾黎重返长汀是怀着重要意图的。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长汀地处深山密林，山高路远，地势险峻，日寇鞭长莫及难于深入，是名副其实的抗日大后方。所以他这次来，打算一旦赣州形势紧张，就将赣州东南区“工合”办事处搬迁至长汀。到了1944年10月，日寇大举南侵，赣州形势危急，赣州东南区“工合”办事果然迁至长汀，一直在长汀设立至日寇投降。

路易·艾黎为了办好长汀和福建各地的“工合社”，从1939年4月至1939年冬这段时间，他以长汀为中心来来去去整整有半年的时间，为长汀和福建各地“工合”运动的兴盛发展建立了牢固基础，长汀“工合”运动因此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在福建“工合”运动中有着重要地位。正如“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执行秘书陈翰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科院院士、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在《工合：中国合作史话》一文中所说：“日本海军为了台湾海峡的安全需要，很早就占领了其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海港厦门，福州也遭到日本人的入侵。只有该省西部的城镇，以位于多山地带，日本人不易深入占领，才安全地建立合作社。的确，福建‘工合’最好的事务所，就是位于最靠近江西边界的长汀。”抗战胜利后，各大中城市工业生产相继恢复，外地来的社员纷纷返回原籍，各地的“工合社”大部分解散，各区办事处、事务所相继裁并。而长汀“工合”由于其特殊条件,1946年后事务所继续工作，城区联合社、印刷社以及农村12个纸业社坚持办到1949年解放，后并入供销合作社。

“工合”运动在民族危难中崛起、艰辛创业，在抗日烽火中奋进，以独特方式团结群众、组织群众，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将永放光彩，激励当今的我们万众一心为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而努力拼搏。

当年路易·艾黎为“工合”的发展所作的努力，曾受到毛泽东的赞扬，邓小平称艾黎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同志、老朋友”，中国人民亲昵地称艾黎为“工合之父”。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之际，我们永远缅怀“工合之父”路易·艾黎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永远不忘他为抗日战争开展“工合”运动所作的卓越贡献！（原文刊载于《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5期，作者康模生系中共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