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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11日下午，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弥留之际，写下了那封感人肺腑的遗书：“亲爱的聂司令员：我今天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告诉加拿大和美国，我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多有贡献……”

这封遗书的主要内容早已广为人知，然而，长久以来，对遗书中的最后一句话，很多人却并不了解：“请转达我对凯瑟琳·霍尔最诚挚的谢意，感谢她对我的帮助。”

凯瑟琳·霍尔是什么人？白求恩为什么要在临终时向她致谢？

 

保定市旅游局原副局长马保茹最大的心愿就要达成了——为何明清出一本书。为了补充整理资料，3年来，年过花甲的马保茹除了生病不得不休息，其他空闲时间几乎全用在写作和背着几十斤的摄影器材四处采访上。

    马保茹与何明清的结缘实属偶然。1989年，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副主席汤姆·牛纳姆来到保定市，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重病时委托他一定要为何明清女士写一本传记。马保茹当时恰好是陪同采访的外办翻译。

    “我当时对何明清这个名字感到很陌生，甚至弄不清楚何明清这个典型的中国名字与新西兰有什么关系。”马保茹说，直到陪同牛纳姆到曲阳宋家庄采访后，自己才知道，原来何明清就是白求恩遗书里提到的凯瑟琳·霍尔！

就这样，一次例行公事的接待，引发了马保茹对这位素未谋面的新西兰友人20多年的牵挂和追寻。

 

    买药

在过去三个月里，医疗供应主要依靠霍尔小姐的帮助，在购买药品上花了大约1.5万元。这批药物应该够八路军卫生部门用一个冬天的。——白求恩

“我想，只有凯瑟琳这样的人才能把我带到根据地。”作为当年从北平协和医院投身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护士，提到凯瑟琳·霍尔，柯棣华的妻子郭庆兰生前曾不止一次向马保茹表达过这样的赞叹。

“我和‘病人’坐在第一辆大车上，凯瑟琳戴着墨镜，全副传教士打扮，骑自行车跟在旁边，时刻留心车上的东西和周围的情况。”几十年过去，郭庆兰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年从保定到定县（今定州市）时自己心中的紧张——因为他们身下的马车上，“木箱和竹箱里装满药品，箱子下边还藏有电器设备和无线电，只是在上面装了一些铁筒饼干作掩护。”

此前，在北平开往保定的火车上，她们所乘坐的车厢里坐满了枪不离身的日本兵，看着身边一脸镇定的凯瑟琳，心里七上八下的郭庆兰不禁感慨：“她真勇敢。”

与沉着稳重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霍尔其实只是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瘦小女人。为了不引起日军怀疑，平时衣着朴素的霍尔每次外出买药时，都会穿上全套传教士服装，用装扮刻意突出自己的外国人身份。

“为了帮助八路军买药、运送伤病员和医护人员，从1938年底到1939年秋，凯瑟琳·霍尔在大半年的时间里，频繁出入北平30多次，并为八路军建立了一条地下医疗药品输送站。”与马保茹不同，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副会长马国庆对霍尔的关注，是从研究白求恩开始的，但与马保茹一样，他也被霍尔的故事深深吸引了。

他告诉记者，当时药品输送站的工作危险而繁重，这不仅需要在沿途的各站有地下组织保护，还要利用保定、定县、安国等地的教会以及客栈关系。

“这一路上要经过几道日本人的关卡，凯瑟琳·霍尔的药品标签是安国的教会医院，日本人要逐一将品名、数量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再到医院去验证。”为了不引起怀疑，霍尔要逐步加大药品的运量，把所有药品运到安国登记后再转运到晋察冀边区，“有些只能是在夜里悄悄送出，这需要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为了地下运输站的安全，霍尔采用了完全单线联系的办法。”马保茹说。

与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来到中国的白求恩不同，霍尔本是一个不问政治的新西兰传教士，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这么频繁地为八路军采购药品呢？

1938年12月底，白求恩率医疗队去河北唐县牛眼庄医院检查工作时听说，附近的曲阳宋家庄有位中文名字叫何明清的新西兰传教士开了家诊所，“她一直在无私帮助当地穷人，聂荣臻司令员对她评价很高。”

“白求恩当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来自英语国家的人了，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就和他的翻译董越千一起去拜访霍尔。”马国庆说，白求恩果然不虚此行，因为他发现霍尔订有《泰晤士报》，还有很多英文书籍，“对渴望了解世界的白求恩来说，这无疑是极大的喜讯。”

更大的喜讯是，白求恩了解到霍尔会定期乘车去北平，为自己的诊所采购药品。作为新西兰人，当时霍尔持有的是英国护照，行动相对自由。“白求恩很快断定霍尔是可信赖的人，他主动邀请霍尔到八路军后方医院看看，意在让她了解八路军缺医少药的情况。”马国庆说。

得知很多八路军伤员由于缺医少药耽误治疗落下残疾后，霍尔马上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自己诊所的手术器械和外用药品都收集到一起，给白求恩送去。工作人员不解地问，那咱们用什么？霍尔说，八路军正缺这些东西，咱们要用可以去北京买。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白求恩被霍尔诊所的门房叫醒，原来，安国一个游击队员在埋雷训练时炸伤了腹部，霍尔发现手术难度很大，她想到了白求恩。”马国庆说，白求恩连夜骑马赶到安国，仔细察看伤情后，干净利索地完成了手术，这让霍尔佩服得不得了。“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白求恩向霍尔提出了帮忙买药的请求。”

     

相知

在这里，夜里常常有人敲门，于是，我就拿着手电筒，带着大黄狗，到山里出诊，回来时常常已经大亮，又要开始准备新一天的工作。这是生活在召唤我，要去该去的地方。——凯瑟琳·霍尔

“‘七七事变’发生后，霍尔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外国医护人员。战斗打响27个小时后，正在北平的霍尔便出现在卢沟桥战场，寻找战争幸存者。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了吕正操，之后还在安国为其治病,并因此成为一生挚友。”马国庆说，当时，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霍尔对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几乎是本能地同情和支持。

然而，霍尔也有她自己的难处。她告诉白求恩：“你知道，中日战争爆发后，教会要求我们都不要介入战争中的任何一方，否则，将被开除。”对此，白求恩早有心理准备，向她侃侃而谈自己在西班牙和中国的经历。

马国庆说，白求恩也曾尝试过建立其他购药通道。1938年6月，他给保定的一位美国传教士捎信请求帮助，“我向他要10磅三氯甲烷和10磅碳酸，得到的答复是：这次可以，但下次不行。”

霍尔没有轻易答应白求恩，只是“低下头沉默不语”，直到白求恩告辞时才表示“会考虑一下”。白求恩却满怀自信地告诉董越千：“我的‘演讲’已经对她产生了作用。”

果然，第二天上午，霍尔找到白求恩：“我决定帮你。”白求恩当即拿出长长的购药清单，霍尔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就收下离开了。

两周后，霍尔从北平购回的药品和器械装满两匹骡驮，送到了白求恩手中。

从此，每隔一段时间，霍尔就要穿上教士服，带上英国护照和日军颁发的通行证，去北平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然后通过火车运到定县，再把药品分送至八路军交通站和两个教会医院。“8个月里穿梭往来30余次，平均每周一次左右，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霍尔几乎是一直在路上。”马国庆说。

除了药品，这个时期经霍尔介绍到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的医护人员还有40多人，其中就包括郭庆兰。

“在那白色恐怖中，面对端着刺刀的日伪军，她曾手持英国护照护住教堂大门——身后的教堂内藏着老百姓和八路军伤员。她把根据地没有条件治疗的伤病员送到北平大医院，为投奔根据地参加八路军的知识分子从北平接来亲属，甚至还冒险为聂荣臻司令员搞来了电台……霍尔所做的这一切，首先是建立在她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上的。”马保茹说。

为了深入了解霍尔，马保茹曾先后7次远赴新西兰，几乎见遍了她的家人。“不论从家人的描述、抑或由家族性格揣测，霍尔都是一位外表柔弱但内心坚定的女子。”

1896年，霍尔生于新西兰的纳皮市。“她的父亲是奥克兰的土地和地契登记官，家境很不错。”马保茹介绍说，一直接受良好教育的霍尔在护士学校毕业后，曾进入当地一家医院工作。1922年，她来到北京。

“这么年轻的女孩子，一直生长在条件优越的家庭环境里，却主动放弃了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工作，到农村开办诊所。”马保茹说。在山西大同和河北河间工作一段时间后，1927年，霍尔在安国的博爱医院任护士长，并负责行政工作，后又主动申请到地处山区的曲阳宋家庄和唐县牛眼沟开办诊所。1934年，离家12年的霍尔一度回到奥克兰，到当地圣海伦妇产医院进修学习，不过她很快又回到中国，继续在唐县、曲阳一带为贫困农民服务。

“1989年8月，当我陪同牛纳姆来到宋家庄时，全村人出于对霍尔的热爱，竟都走出家门夹道欢迎。”马保茹依然记得宋家庄人提起“黄毛老何”时亲切的语气。“她在这一带行医治病并建立了第一个乡间澡堂、第一个婴儿卫生室，向妇女们不厌其烦地宣传卫生知识，还为这里培养出百名护士。她同时还创办了夜校，教农民识字，并向参加学习的贫苦农民发放食物。她把自己的钱全捐了出来，还写信给家里要求寄钱……”

后来，受牛纳姆委托，马保茹同一年又来到这一带寻访霍尔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当时正值12月份，山区里寒冷的天气冻得她“无法伸手打开录音机”。“可以想象霍尔在这里工作生活多年，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具有多大的毅力和勇气。” 

“我们关心着广大农村地区完全被遗忘的老百姓，那些淳朴善良而勤劳的老百姓过着愚昧、贫困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受到富人剥削，无法得到任何医疗救助，那里需要愿做出牺牲的医生和护士。”当年霍尔自己在信中这样写道。

“作为一名外国人，霍尔起初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甚至曾用过‘捣乱分子’这个词来形容共产党，但在接触过聂荣臻司令员后，她说：‘共产党人的广阔胸怀像大海，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改变面貌。他们能给人们带来积极、热情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马保茹说，霍尔是个“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无私帮助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的新西兰女性”。

正是在艰苦的环境里，霍尔和白求恩相识相知。

作为亲历者，郭庆兰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看到凯瑟琳和白求恩大夫性情很相近。他们都办事果断——他们认为该办的事就立刻办。他们都很和蔼，对病人很好，但对那些没有干好自己分内工作的人又都非常严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渐趋一致的价值观令他们相处愉快。霍尔养了两只山羊，两人经常坐在一起喝羊奶、咖啡。

“他们经常一起交谈，一起进餐，一起救治伤员，相互关心，配合默契，可谓珠联璧合。因此霍尔和白求恩的关系，也历来是人们很感兴趣的话题。”作为一名感情细腻的女性，马保茹认为，二人之间确实有着深厚的友谊，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伟大圣洁、志同道合的爱在其中”。

“白求恩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在加拿大，他曾在患有当时被认为是绝症的严重肺结核病时，恳求年轻貌美的妻子与自己离婚——他宁愿孤身一人与死神搏斗也不愿连累妻子。在唐县黄石口他挣扎着写给聂荣臻司令员的遗书中，还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他离婚的妻子拨一笔款作为生活费并转达歉意。然而，白求恩遗言的最后一笔，还是献给了霍尔。”马保茹说。

别离

我依然记得他目送我走上十字路的情形。他看上去是如此消瘦和疲倦，但仍然面带笑容地与我作别。我怎会知道这竟是我们的永别。——凯瑟琳·霍尔

“我永远忘不了人们是怎样欢迎凯瑟琳女士的。他们把她围起来喊：‘我们一直在等你，欢迎你回来！’”这是当年根据地留给第一次到来的郭庆兰最深的印象。她同时也记得，“行进途中，我看到远处好几处大火在燃烧，心里很吃惊。凯瑟琳告诉我，那是日本人抢走老百姓的粮食之后放火烧了他们的村子。日本人对老百姓极其残暴。”

1939年8月，又一次从北平购药回到宋家庄的霍尔，没能受到像往常一样的欢迎。她看到的是满目凄凉，全村被“扫荡”，她的教堂和诊所也都被付之一炬。

“霍尔的行踪引起了日军的注意，同时，由于当地报纸虽未提名但仍然不够明智的报道和汉奸的告密，霍尔为八路军服务的事情暴露了，日军不仅烧毁了她的教堂和诊所，还向英国大使馆提出了抗议。”马保茹说，如果说此前霍尔对要不要投身中国抗战还有最后一丝犹豫的话，这时的她已经变得义无反顾了。

霍尔决心向教会总部申请资金重修教堂和诊所，并马上准备再去北平采购医疗设备和物资。“这个时候，生性喜爱冒险的白求恩提出了和霍尔同去的要求。但是此时，日军已经掌握了白求恩的情况。聂荣臻司令员不得不告诫白求恩，一旦落入日本人手中，你将必死无疑。”马国庆说，无奈之下，白求恩只能打消了去北平的念头。

霍尔只得一个人踏上去往北平的道路。然而，这次到达北平之后，霍尔很快被日本宪兵抓获，并被强行驱逐出境。

在被日军驱逐至香港后，霍尔马上与宋庆龄取得了联系，宋庆龄对霍尔和白求恩的合作有所了解，希望她留在香港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此时，国际红十字总部正在筹备一个医疗队，离开了为之效力18年之久的新西兰圣公会组织、转而加入保卫中国同盟的霍尔主动请缨，作为向导返回晋察冀。

1939年10月，带着宋庆龄委托她护送的两卡车药品和物资，霍尔和同伴从香港出发，取道越南，踏上了前往山西八路军总部、进而去往晋察冀的漫长旅途。

可命运，没有再给她和白求恩重逢的机会。

辗转到达贵阳之后，霍尔接到了白求恩去世的消息。

“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就像听到我的两个哥哥在‘一战’时战死的消息一样令我悲伤……”霍尔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她很少流泪。”反复查阅霍尔日记、书信、回忆录的马保茹说，“哪怕是被日军捕获、被驱逐时都没有过。在她自己的记述中，此前只哭过一次，就是见到宋庆龄说起八路军药品急缺、自己与白求恩失去联系时。”

在艰苦困难的路途中跋涉了六个月、穿越了大半个中国之后，临近石家庄时，身患重病的霍尔再也爬不起来了，没能回到魂牵梦绕的晋察冀。

八路军将她护送回西安，其后她被送回了新西兰。

“1950年6月底，霍尔来到香港，想返回她怀念的中国，但因朝鲜战争爆发未得到签证。她在香港一家麻风病医院工作了一年之后，再次带着深深的遗憾回国。”马国庆说。

归来

何明清虽已是垂暮之年，依然有一种娟巧的女性仪态，她周旋于中国朋友之间，说得一口流利的地方土话。——路易·艾黎

“霍尔自己记述的第三次流泪，是在石家庄。”马保茹说。

1960年国庆节期间，作为国际友人，霍尔应邀来华并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周恩来、聂荣臻、宋庆龄等老朋友都与她见了面。在路易·艾黎的陪同下，终于得偿所愿的霍尔来到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的白求恩墓前，亲手献上了一捧鲜花。

仰望面前的白求恩雕像，她禁不住泪流满面。

在白求恩墓旁，霍尔捧起了一抔泥土，用手帕仔细包好。这抔中国燕赵大地的泥土中，混合着加拿大友人从白求恩家乡带来的黑土。

如今，在曲阳宋家庄新建的“何明清小学”，一尊霍尔身背药箱、手持手电筒的汉白玉雕像矗立在校园正中央。站在学校的楼梯上极目远眺，一座五角亭立于不远处的莲花山上。

“何明清女士的骨灰就撒在那里，她在那里永远注视着脚下这一片她深深眷恋的地方。”校长刘敬雷告诉记者。

1970年，73岁的霍尔在新西兰平静地离开人世，根据她的遗嘱，她的骨灰被送回中国，送回她曾经战斗过的晋察冀。“曲阳县人民政府把她的骨灰一部分掩埋在烈士陵园，一部分撒在了宋家庄的莲花山上。”

    “她已经成为中新友好交往的一个纽带。”刘敬雷说，如今，这位新西兰友人的故事已经被何明清小学编为校本课程内容。每年学校都会迎来新西兰国际友人，每到这时，宋家庄的孩子们和来自新西兰的友人都会互相讲述自己所知道的霍尔——这里人的更习惯用她的中文名字——何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