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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艾黎、故宫博物院和坎特伯雷博物馆以及新中国和新西兰的政治与文化关系

作者:[新西兰]詹姆斯•贝蒂(James Beattie) 理查德•布伦(Richard Bullen) 著 张小雯 译    文章来源:《画刊》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06/15

 按:新西兰学者詹姆斯·贝蒂((James Beattie))和理查德·布伦(Richard Bullen)此篇《冷战时期中国艺术的软实力》是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第六分会场传统与渊源Tradition and Origin)的一篇论文。

一般来说,每个分会场的主题只是一个宽泛的范畴的题目,代表着一个领域努力的方向,它并不是关于这个组的所有发言内容的集中,从而作为一个整体会议的主题(terms)(概念)的背景解释,成为不同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及艺术史一个方面(aspect)的标志。在分会场中应该讲这个方面的各种问题,发言者之间要有所差异,反映出不同文化背景的观点对同一个问题的有差异的意见,至于具体对于这个问题到底征集到了哪些文章、发言者是如何侧重于哪些要点进行陈述的,则由主席用导论(introduction)来表述,在导论中将各位发言者的总体情况简要地介绍,而这个导论将会在会议之前就发表,也会在论文集中作为章节的导论来发表。第六分会场的主席是单霁翔院长、索菲·麦肯泰尔(Sophie McIntyre)博士和铁铮(青年主席),他们的导论和议题综述将另行发表。

第六分会场与前五个分会场的意义以及后面的若干个分会场的意义构成逻辑关系。这一段实际上在讲,在政治环境之下,艺术如何呈现当时的政治理想——无论是建筑、绘画还是一种对于艺术品的收集和呈现方式,其实都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里的呈现,而这种呈现,尤其是在古代,它会把对于政治理想的认同和对于现世问题的针对性用“艺术”的现象呈现出来。因此,我们的专家们并不把艺术品看成一个单独的物体,而看成是一个理念,这个理念里面既包含着作为艺术品的形式,也包含着构成整体艺术状态的清晰的政治理念和特殊的社会条件与社会问题。(朱青生)

坎特伯雷博物馆

   建立这个(中国艺术的)收藏……可以促进新西兰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更好理解,这是我们能为中新两国作出的贡献。

     ——路易·艾黎(Rewi Alley)给罗格·达夫(Roger Duff)的信(1947年)

   ……这种性质的文化交流在两国之间建立了 友好关系。

     ——罗格·达夫给吴仲超的信(1959年)

 

前 言

1959年,吴仲超博士(1902-1984年),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1954-1983年)兼文化部部长助理,赠送给新西兰坎特伯雷博物馆(Canterbury Museum)十几件最新的中国艺术品,并附言“比任何时候都坚信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能让我们彼此更加了解”。

在这次交流中,坎特伯雷博物馆将一些毛利工艺品和两副珍贵的恐鸟骨架作为礼物送给了故宫博物院(恐鸟是一种不会飞行的巨型鸟类,已灭绝)。除此之外,坎特伯雷博物馆也送还了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一件制服,以示友好。

    “艺术交流、礼物和展览对于新中国的文化外交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的15年间,艺术品交换被用作软实力的一种方法。以此为例,本文将提供新的方式来思考冷战初期展览和收藏是如何促进文化外交的。具体来说,本文将重点关注坎特伯雷博物馆的路易·艾黎中国艺术与考古收藏(约1400件藏品),以此来审视艺术品的交换如何为中新两国在个人、组织、政府层面的政治及文化关系提供了示例,以及艺术品的交换如何促进这种政治及文化关系的发展。同时,通过考察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捐赠者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和坎特伯雷博物馆馆长罗格·达夫(Roger Duff,1912-1978年)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本文也分析了于1958年开展的坎特伯雷博物馆的东方艺术厅中展出的中国艺术品在政治层面上如何被接受及其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本文确定了艾黎作为文化中介的作用,深入思考艾黎的收藏如何被用于促进新西兰形成与亚太地区紧密相连的身份认同感。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位于基督城的坎特伯雷博物馆中的路易·艾黎中国艺术与考古收藏逐渐扩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有着共同追求的人的奋斗史,其背景是新中国大力支持世界和平并鼓励人民外交。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西兰尚未正式建交,而且新西兰部队参与了其时在朝鲜半岛与中国军队的冲突。值此之际,坎特伯雷博物馆馆长罗格·达夫及捐赠者路易·艾黎致力于在新西兰建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艺术与考古收藏,以此来促进新西兰人民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取得了在世界和平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自1952年起,中国鼓励人民外交,一个主要方面是接待国外友人的来访以及交换礼物,艾黎利用中国文物来建立关系和巩固友谊的做法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艺术交流、礼物和展览对于新中国的文化外交至关重要,然而奇怪的是,很多学者却忽视了这一点。本文从艾黎收藏的藏品收集过程、藏品的展示及其作用出发,来讲述中国艺术、博物馆展览在冷战文化外交中所起的作用——这是一个被忘怀了的故事。

收藏开始成型

艾黎收集藏品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大致对应于他当时在中国所住的地方:上海(1927-1935年)、甘肃西部(1944-1952年)、北京(1952-1987年)。到中国不久,他就对中国艺术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往新西兰坎特伯雷博物馆运送藏品。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博物馆很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其一,他有家人一直住在新西兰,他对幼时参观该博物馆有着美好的回忆;其二,出于他最新的研究兴趣,即通过对锛头技艺的比较研究来寻找太平洋群岛居民可能的中国渊源;其三,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政局混乱,像艾黎这样的收藏家有很多机会 相对容易且便宜地搜集到有价值的艺术品。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上海成了中国古董业的中心,艾黎在位于广东路的市场购买了很多文物。后来在甘肃西部,艾黎又通过考古调查挖掘得到不少文物。1944年,艾黎帮助建立了山丹培黎学校。在修建学校农场的时候,艾黎发现地下是一个的位置在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之上;接下来的考古挖掘,出土的文物中的几件被来学校参观的人带回了新西兰。

当20世纪40年代末期还在这所学校的时候, 艾黎就形成了一个清晰想法:利用艺术品来增进外国人对中国的欣赏和了解。但要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想法才被充分付诸实施并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如上所述,其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热切地推进“人民外交”,把它作为建立更多的正式外交关系的一个步骤。

得益于他在1952年至1966年期间作为和平工作者的官方角色,艾黎接待了许多国外的来访者,所收藏的艺术品作为礼物,积极推进新中国的海外推广。北京也使得艾黎接触到了无数艺术珍宝。正如达夫在1956年所描述的,艾黎近些年经常光顾在北京的古董市场,即琉璃 厂,认识了那儿的所有人;他通常以一位熟客的从容淡定直奔里间”。

1956年的年中,艾黎接待了一个新西兰的文化代表团,达夫是其中的一员。虽然那是两人第一次见面,但是他们互相通信已经差不多有10年了,在信中都是谈论博物馆在文化外交中的作用。两人也都有兴趣促进发展有关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渊源。和艾黎一样,达夫也是世界和平的忠实支持者。

在他们两人之前的通信中,达夫对中国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这次到访中国,他热切地希望在博物馆建立中国馆藏。这件事得到了博物馆董事会的全力支持——他们给了达夫250英镑的经费,用来在中国购买文物。

与接待国外来访者的既定程序一样,达夫在中国的行程依照他的特殊兴趣做了安排。除了参观国营工厂、农场、大坝,以及出席1956年的劳动节大游行之外,达夫还造访了许多博物馆和学校,拜访了全国各地的很多人。期间他专注于为坎特伯雷博物馆收集更多藏品,同时与博物馆和博物馆工作人员建立有用的联系。的确,以下这件事表明了他的专注:1956年4月28日,刚和艾黎在北京火车站碰面,达夫和艾黎就直奔艾黎的住所。在那儿,艾黎向达夫展示了过去几年他在北京购买的各种各样的文物,并将它们慷慨地捐献给了博物馆。在达夫访问中国期间,两人都用了很多时间来保证藏品能顺利运到博物馆。

达夫也带来了送给故宫博物院的礼物,期待中国方面会回赠古物。他把礼物交给了吴仲超博士,其时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兼文化部副部长——与此人值得建立友情。

达夫想要为坎特伯雷博物馆购买古老的艺术真品,然而中国严禁古物出口的法律使他无法这么做。结果达夫、艾黎和其他人去了好几次琉璃厂,为的是——如他所写到的——至少能以“合理的价格”买到质量好的复制品。

达夫和吴仲超等人商讨出口禁令的问题。在他的一再坚持之下,也很可能因为艾黎在政府高官那儿的影响力,情况出现了转机。在他居留北京的最后那一天的下午,达夫在日记里兴奋地写道,中国政府下达了出口许可,准许把“(艾黎)收藏的 一系列宝贵的真品运出去”。那天的下午和晚上, 他都忙着打包7箱艾黎的赠品。回到新西兰后,达夫向当地报纸解释说,中国政府这次下达出口许可 的做法没有先例,意义非凡。故宫博物院的一名代表陪同达夫去了琉璃厂,购买了5件达夫欣赏的复制品,作为礼物送给坎特伯雷博物馆。

向新西兰人民展示新中国(1956-1960年)

回国后的前三个月,达夫马不停蹄,光是讲座他就做了30场,听众有农民小组、学校师生、成人教育协会、扶轮组织、普通民众,以及其他的博物馆社团。在此期间,坎特伯雷博物馆也主持了一次中国文化行,期间达夫主持了与中国的博物馆进行的更多的文物交换。艾黎的收藏所获得的公众关注促发了其他重要的中国艺术品的捐赠。所有这一切都是达夫在当馆长期间所竭力追求的——其时坎 特伯雷博物馆正经历一个世纪以来的首次重大的结构变革。

当地报纸为新西兰公众报道了达夫对中国的友好印象。达夫也坚守信念,将该博物馆的职能扩大到促进文化外交。1956年10月,坎特伯雷博物馆接待了中国古典戏剧团的80名表演者。达夫对管理董事会解释道:“这能展示博物馆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上好的一面”,也借此感谢中国政府的好意,让艾黎的藏品能来到新西兰。在这次访问期间,艺术再次发挥了引领的作用,巩固了双方的友谊:达夫把一幅很大型的风景画,由坎特伯雷艺术家A.A.迪安斯(1915-2011年)所画,作为礼物送给了来访者。该剧团回赠了艺术复制品、书籍和其他礼物。

达夫的中国之行和艾黎的礼物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直接加速了坎特伯雷博物馆的东方艺术厅的进展和优先化——这是澳大拉西亚地区 (Australasia)此类展馆的首例,两个边厅中的一个在博物馆百周年纪念之际修建完成。

对于展厅的设计,达夫四处寻求意见,同时向故宫博物院请求更多的捐赠。达夫计划在展厅里修造一个中式墙体,这样游客就能在仿真的环境里观赏文物。为此他需要家具,于是他写信给吴仲超,问怎样从故宫博物院得到合适的家具。“别忘了,我们这个博物馆也能回馈给你们一些藏品,”达夫写道。他继而解释说,他已经发起了在坎特伯雷北部的金字塔谷挖掘出土恐鸟的骨架,他会把它们捐赠给北京的新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吴仲超寄了一套紫檀家具和一条地毯,并附信说:“知道你们的博物馆要设立一个中国艺术与文化的展厅,我们十分激动。毫无疑问,这将促进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两具几乎完整的恐鸟骨架被发往北京。

在20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又多次向坎特伯雷博物馆捐赠了很多陶瓷艺术品,意在填补其馆藏的空缺,使其拥有展示中国陶瓷的代表性展品,因为正如达夫于1958年对吴仲超所解释的,坎特伯雷博物馆“选择了将陶瓷作为展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最好的媒介”。这很有道理,因为反映了该博物馆现有的馆藏实力,而且艾黎当时的大部分赠品也是陶瓷。

在此期间,艾黎在建立互信和人脉关系方面 也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外交作用。例如,在1958年,他建议坎特伯雷博物馆考虑将馆藏中的一件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制服归还给中国——“这将是一个友好的举动,有利于两国之间的友谊。”象 征性地归还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制服是一个十分智慧且具有超前意识的和解的姿态,也凸显了艾黎在坎特伯雷博物馆收集中国艺术藏品这一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

艾黎的艺术品,尤其是1956年的赠品,以及故宫博物院赠送的艺术品都具有极高的质量,促发了新西兰以及国外的个人和组织的文物交换、借出和捐赠,这些都扩大了坎特伯雷博物馆的中国馆藏。例如,1956年,查尔斯·希尔根多夫(1908-1990年,后成为爵士,是其时达夫所在的中国旅行团的成员之一)捐赠了20英镑“用来购买一些中国艺术品,作为坎特伯雷博物馆的永久收藏”。与1956年的中国之行的其他成员不同,希尔根多夫是新中国的公开批评者,然而即便如此,他仍然认为艾黎的收藏值得为之捐赠。

在1957和1958年这两年间,更多的中国艺术品被捐赠或被借用给坎特伯雷博物馆,这可能是因为东方艺术厅即将开展所引发的公众关注,也或许是由于达夫扩大馆藏的决心。这些艺术品种类繁多,有鼻烟壶、地毯、陶瓷、墓葬艺术品、屏风等,其中一些颇有价值。达夫骄傲地强调说:“博物馆在中国艺术方面拥有广泛的联系。”指出有的赠品来自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有的来自纽约,那儿的“布莱恩·梅森博士以前住在基督城,他从纽约寄来了一只双色翡翠的大雕花碗”。

1958年11月10日,东方艺术厅开展,约有500位客人出席了开展仪式,媒体也广为报道。当天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筹资项目,用以购买中国艺术品。

为了得到更多藏品,达夫完成了一些特购,依靠的是他在1956年的中国之行期间建立的联系,比如香港大学的中文教授林仰山(F.S.Drake,其人在创办港大美术馆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觉出中国的政治气候有变,达夫于1959年联系了林仰山,目的是为博物馆购买藏品(一尊玉像或是一幅“好的立轴画”)。他向林仰山解释说,他从经验得知把古物运出中国境外很难”(经过一番努力,林仰山为坎特伯雷博物馆弄到了“一件给东方艺术厅的明代玉器”)。

这段时期活动频繁——礼物交换、访问、设计并修造新的展厅。然而这些都在1960年艾黎自己到访新西兰时结束了。这之后,艾黎无法再得到出口许可,将更古老、更有价值的文物送出中国。从1966年起,艾黎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在此期间,和平运动中断了,他自己也实际上被软禁,他余下的艺术收藏岌岌可危(有一种说法称红卫兵威胁要砸碎艾黎余下的艺术收藏)。同时达夫的研究转向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

1972年,新西兰在外交上承认了中国,坎特伯雷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由此迎来了一个新篇章。 这意味着艾黎又被凸显为一个象征,对小心谨慎地试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中新两国都有用。为了提升艾黎之为友谊的象征的地位,坎特伯雷博物馆的中国馆藏把关注点更加放在了艾黎其人,把他的一些个人物品也列入了馆藏目录。与此同时,艾黎余下的约3500件收藏品在20世纪80年代初捐赠给了在甘肃山丹专为这些收藏品而修建的一个新的博物馆,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篇章。

    “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新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仅构成了艺术品交换的一部分,也是艺术品交换的结果。

结 语

通过追溯其历史,我们展示了坎特伯雷博物馆的路易·艾黎收藏的形式、内容和用途,以及它们如何代表并反映了罗格·达夫、路易·艾黎和中国外交政策背后的动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新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仅构成了艺术品交换的一部分,也是艺术品交换的结果。起初,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这些友好关系的达成是经由艾黎把他在上海购买和在山丹挖掘到的文物运回坎特伯雷博物馆。在此期间,艾黎工作的重心是建立工业合作社和管理山丹培黎学校;在有机会的时候,他会把收藏品运回坎特伯雷博物馆。

1952年,艾黎新任和平大使。这本是推进更广泛的人道主义事业的一个不起眼的职位,但是在中国取得世界和平运动的领导地位之后,却成了推进中国文化外交的重要工具。在达夫于1956年访问中国后,7箱文物在中国政府的许可下被作为赠品运回坎特伯雷博物馆,这个职位的作用达到了顶峰。它促进了与故宫博物院之间更多的礼品和艺术品交换,同时也促发了公共讲座、文化互访,由 此,正如达夫所说的,坎特伯雷博物馆成了一个反映国际间文化关系的地方。友谊和文物交换为1958年开展的东方艺术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澳大拉西亚地区这类展厅的首例。艾黎的赠品和故宫博物院的贡献使得坎特伯雷博物馆有可能把收藏的重心放在获取中国陶瓷的代表性藏品上。源源不断的文物以赠礼、借用和捐赠的形式从世界各地流 往新西兰,使新西兰最重要的中国艺术收藏得以累积壮大。

20世纪50年代,新西兰的反共产主义潮流正在兴起,达夫与艾黎、吴仲超以及其他和红色中国有联系的人交往承担了一个不小的风险。在那时的新西兰,支持新中国政权的人会遭到公众的恶毒批评,但是达夫对新中国的支持没有招致这样的反应。这充分证明了达夫在政治上的小心谨慎和他对政治问题的回避。坎特伯雷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收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暂止,这表明了发生在中国的政治事件(文革的开始、中国在世界和平运动中领导地位的终结)对中国与坎特伯雷博物馆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最终,路易·艾黎的收藏说明了真正伟大的艺术品在新西兰人民当中是能找到受众的,即使对那些不支持新中国的人亦是如此,即使对今天完全不知道这些收藏品当初所承载的政治希望的人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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