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义父路易·艾黎

邓邦镇

 

幼年初识义父

1991年5月29日上午，在我们正式把我画的油画《路易·艾黎和中国的孩子们》及我妻子卢波创作的《路易·艾黎》铜像赠送给新西兰之前，在新西兰国家图书馆的二楼大 厅里，热情的主人神秘地请我们看该馆收藏的一些速写和素描 画，问我们是谁画的。

我一时看呆了。卢波惊奇地说：“这不是你画的画吗！”这确实使我非常意外，没有想到在新西兰又看到我少年时期的 画，而且保存得那么完好！其中有画南镇的水彩像，有画四镇、摩托和继禹等的铅笔速写，也有我画的陶渊明的素描插图等等。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这些我十五六岁时画的画，是路易·艾黎30多年前寄给他在新西兰的亲友的，后来被收藏在国家图书馆里。

我自幼年就失去了父母。1951年认识路易·艾黎之后， 我和我的姐姐及两个几岁的弟弟就成了艾黎大家庭的一部分，从此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培养和照顾。他那无私深沉的爱，使我们这些饱受磨难的幼小心灵得到抚慰和温暖。从上小学、中学到大学，直至工作和建立家庭，我们的许多生活 经历都是同路易·艾黎紧紧连在一起的。在几十年漫长的岁月中，他一直在指导、帮助我们成长。我的妻子卢波从大学时期起的26年间，也一直深得路易的关怀，特别是在事业上，他曾格外地给她支持和鼓励。我赠送给新西兰——艾老 的祖国的画，画的是艾伯伯和中国孩子们的一组群像。当年 的我们正是像这组群像中的中国孩子一样偎在艾黎伯伯的身 边，得到他最无私的爱。

那是我们到北京的第二年——1951年的一个寒冷的日子。伯母夏明领着我们去看望她的一位老朋友路易·艾黎。 那时，我们这些孩子对艾黎一无所知，现在也记不清是怎样去的了，只记得艾伯伯的住处是在一条小街里的老式平房院 中。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个戴着灰色八角帽、穿中国灰制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他就是路易·艾黎。他的亲切和热情， 使我们这些进城不久的农村孩子很快就忘掉了紧张和陌生。 他的房子里不同于我们家，有地毯和暖气。一进屋路易就忙着帮我们脱去棉衣、棉裤，一面帮我们脱一面风趣地说：“28件衣服。”而后就是分发糖果和玩具画书等。我们这群孩子就像是进了一个游艺室，自由自在地在他的房间的各个角落玩耍。

这第一次和艾伯伯见面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 我们都还很小，最大的是“摩托”，12岁，我是9岁，最小的弟弟四镇只有4岁当我们都坐在地毯上翻看他为我们准备 的连环画时，艾伯伯和夏明伯母在一边坐着小声谈着话，一双蓝灰色的眼睛十分和蔼地看看这个孩子又看看那个孩子那次见面，艾伯伯已经50多岁了，可身体非常健壮。那天，他 的情绪也非常好，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我们一起玩。带我们做 的游戏中让我最难忘的是他爬在地毯上，说自己是头大象，一会儿又说是一匹大马，轮番驮着我们在屋里爬着走。他同时驮着我和南镇、四镇两个弟弟，一面在房间里转圈，一面不停地摇晃着。

1952年在路易·艾黎艾黎当时的住所，左一邓邦镇，后面是夏明伯母，右一艾伯伯

1953北京与艾伯伯（后排右一）在一起，前左一弟弟四镇，右一弟弟南镇，后排中间邓邦镇。

邓邦镇15岁时，路易拍的照片。

这个游戏使我们又紧张又开心，我们同长辈在一起从 未这样亲热愉快地玩过。艾伯伯一会儿把臀部突然抬高，把头部贴近地面，一会儿又抬高头，降低臀部，我们一不留心就会滚落“马”下，逗得伯母哈哈大笑，这第一次同艾伯伯 见面，在我的一生中是不可能忘记的，因为那是我童年的生活中非常特别和快乐的一天。自此以后，艾伯伯在北京的时间，我们常去他那里玩。他于1953年定居北京后，我们每个星期六下午从寄宿的学校回来就去艾伯伯的住处，在他那里吃饭、洗澡、换衣服，有时星期天他还会带我们外出游玩。我们大些后，星期天也常帮他做些事，如把照片装成相 册；艾伯伯翻译一些中文材料时，我们给他读中文，他用打字机打成英文等等。

五十年代过春节，艾伯伯常会帶我们去赶廟会。那时候 北京前门厂甸和西四那边的白塔寺的庙会都是十分热闹的。一年他带我们去厂甸庙会，那天阳光明媚，完全没有冬天的寒冷，小街两边摆滿了各样摊子，有拉洋片的，有演木偶戏 的，芦苇做的紅红绿绿的风车在微风中争相发出咔咔声，有 的摊位摆满了各种玩具，琳琅满目，特别那些木制的带有红 缨的大刀和长矛特别吸引我们，我们最喜欢的还是小人书和放大镜之类的。趕庙会的人太多了，艾伯伯在前面给我们开 路，每个人都紧拉着前面一个的衣服，以免丟失，前面走不动的时候，艾伯伯就会喊“向后转！＂於是就会后队变成前队，每个人双手扶着前面一个的肩膀向前走。当我们走出庙会时，艾伯伯带的这个“队伍＂已是有刀有槍，还有长串的 冰糖葫芦。大家个个兴高采烈回家了！

鼓励我学绘画

我自幼喜爱画画，在小学阶段画了很多画，也做了不少雕刻，其中有些参加了国际儿童美术展览，有的还得了奖，如：用滑石雕刻的浮雕帆船《乘风破浪》，1954年在波兰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儿童美术展览”中获奖；一幅表现一群孩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工地前踢足球的画，在1955年世界保卫儿童委员会于日本东京举办的世界儿童画展中获奖。当艾伯伯知道我得奖的事后由衷地高兴。我很幸运，在他发现我的美术才能之后，在我几十年学习美术到从事美术工作的道路上，他给了我始终不渝的关心、鼓励和帮助。

1973年我们看望艾老。

 

卢波带新强、新黎和艾爷爷在一起。

 

1977年路易·艾黎80岁生日全家福。前排自左至右为：刘力、李德芬、段世谋、路易艾黎、张玉兰、徐静云、王涛。后排自左至右为：聂广沛、聂广涵、聂广淳、邓邦镇、卢波。

 

邓新强在听艾爷爷讲话，嘱咐他去山丹培校工作要注意的事情。

 

路易·艾黎抱着黎黎看书，邓邦镇在旁边。

我从上初中开始学习素描、水彩和油画等，画了大量的风景、静物和人物写生以及创作画。为此，几乎占去了我所有的课余时间。为了督促也是为了鼓励我，艾伯伯要求我每个周末向他交“作业”，把我在学校一周内画的画带回家给他看。他总是很高兴很认真地看我的每张作业，并说出他的意见，我的每批作业总能在艾伯伯那里得到很多鼓励。这些作业，要在他那里放一周的时间，他要拿给他的朋友们看，并把他们的评价也告诉我。那时，有位在中国治疗手掌关节病的澳大利亚朋友常来艾伯伯家。一次，我和艾伯伯同他一起吃饭时，艾伯伯把我的画拿给他看，这位朋友很赞扬我画的一些画分别时他用汉语对我说：“你现在是小画家，还不是大画家，不要骄傲。”他回澳大利亚前曾通过艾伯伯转送给我一块十分贵重的手表。在我中学阶段著名的智利画家万徒勒里是艾伯伯的邻居，他看过我很多画，曾经当着艾伯伯的面邀请我跟他一起去画画，因语言不通我没跟他去：后来我长大些时才知道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失去了一次很难得的学习机会。

自上初中开始，艾伯伯开始让我为他写的书画插图。他像布置作业一样在我返校之前给我出题目，让我带到学校去用课余时间画，周末交稿。有时星期天，艾伯伯在餐桌上他惯坐的位置上为我准备好纸和笔，让我坐下听他讲一段他书中写的故事，并同我讨论如何画这幅插图，然后我就按他的意思构思画面。一般在两个小时内完成一幅单色的插图。我在读中学期间，艾伯伯让我画过陶渊明、杜甫、张思德、路易斯·斯特朗、乔治·何克以及一位医生的故事等插图。艾伯伯让我画这些插图，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为了鼓励我画画，也是为了培养我独立生活的能力，在我为他画好一幅插图或其他画之后，他总是立即发给我“稿费”。书还没有出版呢，他说我给你存起来，没有多久他就给我办好了一个银行存折。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的存折。艾老说你需要什么东西我给你买很容易，但你不懂得爱惜。你需要的东西用自己劳动挣的钱去买你会懂得爱护。

1977年开始，中医骨科赵政英大夫（卢波从小的朋友）为艾老进行痛风病等骨科病治疗。

 

路易·艾黎为邓邦镇画的马海德的肖像拍照。

 

1979艾老带孙子邓新黎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院。

 

1979年在北京陶然亭公园，艾爷爷和亮（左一）丫丫（左二）黎黎享受冬日的阳光。

 

1982年在石家庄我们的家中，左一：艾老，左二：卢波，左三：邓新黎，左四：邓邦镇，左五：马海德，左六：邓新强，右一：卢波母亲卢苇

 

路易·艾黎和邓邦镇在大东海边。

 

1982年艾伯伯到当时我们在石家庄的家，自左至右

为卢波的母亲卢苇、卢波、路易·艾黎、邓新强、邓邦镇、路易前面是黎黎。

 

1982年艾老考察河北省定窑古窑址，陪同的人有卢波、邓邦镇、艾老秘书李明泽等人。

艾老总是鼓励我多到外面旅游，一方面可以画写生，一方面可以了解社会。我就用我的稿费和艾老支助的钱在假期跑了不少地方。有一次和一位同学骑自行车去天津，塘沽，冒着一会太阳一会大雨跑了一百多公里。还有一次去湖南，下了火车我靠着地图和指南针徒步沿着南岭广东和湖南交界的地方走了几百公里。回到北京我去看艾老，一方面给他看我写生的画，一方面给他讲我的见闻。他总是很感兴趣的听。

艾伯伯对我画画的鼓励是很多的，最令我难忘的一件事是在1956年的一个节日的晚上，那时他还住在老北京饭店，我从阳台上远看天安门广场灯光闪烁的夜景十分迷人，于是拿出油画箱打算在阳台上画一幅夜景写生。艾伯伯忙着为我接电源，在我身边摆上椅子、放上台灯，忙了好一阵子，可是灯光的位置还是不合适，最后他干脆自己用手举着灯照着让我画这幅画。我画了一个多小时，他就这样站在我的身边为我举了一个多小时的灯。那时我仅14岁，还不懂事。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爱护和关心，一直是我学习和工作的巨大动力，直至今日，我闭上眼睛，当年艾伯伯为我举灯的情景仍浮现在眼前。他的这盏“灯”，照亮了我生活的道路。

三年困难时期，我十七八岁，正在中央美院附中学习，每年会有两个多月去农村劳动和写生。因为食品少，身体受到一些影响，艾伯伯对我的身体担心，我总是说我的身体很好，他说：你的脸上都出皱纹了，头发也枯了。周末我从学校到他那里，他总想法给我补点营养。

那两三年，艾伯伯从国外回到北京，总会用一个白色的藤箱帶回些吃的，到星期天帶着我们这群孩子到颐和园玩，租一条船，有时我们中的男孩会下湖跟着船游泳，到中午大家就在船上和船工一起把箱子里的美食吃光，过一个快乐的星期天。

我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以后，虽然还是住校，但离艾伯伯更近了，因此他常常出远门时会请友协的传达室老汉到学校去找我，艾伯伯见我来了，就会放下手中的亊情，坐下来同我聊天，然后在一起吃晚饭，我看到满屋的沒有装好的行李，不安的说：我来了就耽误您准备的时间了，艾伯伯微笑着说：你来了我才能休息一会，不然我一个人坐着有什么意思？又说：别人出差都会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我出门只能和你吃顿饭，别的孩子都太远了。艾伯伯总是牵挂着我们，每次回来会给每个孩子帶礼物，他对每个孩子都记得清楚。

我十七岁考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二十岁考上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那一年成千上万的学生想考中央美术学院，我们油画系只收了4个学生。所以我能考上中央美术学院艾老非常高兴。他看我头发有些长了，就说你要进大学了，我来给你理个发吧，那么多年都是他给我理发的，这次理完发我要去学校了，艾老说你先别走，然后就拿了一顶他自己的帽子扣到我头上，那时是九月初刚开学，天气並不冷，我说我不冷不用戴帽子，他说会感冒的，戴上戴上。我只好戴着帽子去学校，走出了一头汗。回到学校我摘下帽子扔到床上就跑去操场玩去了。没想到同学看着我笑话我，他们说你理了个什么发啊！像狗啃的！我一听不知怎么回事，跑回宿舍找了个镜子一看我的头发确实理的怪怪的，不像过去艾老理发的样子。第二天我去艾老家，对他说我知道你昨天为什么让我戴帽子了！艾老有点不好意思的说，哎呀，我想你上大学了，我想要给你理个分头，可是我的技术不够好。我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油画系，艾伯伯心里有多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