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中国呼声》

1934年1月，由美国记者伊罗生(Harold Isaacs)负责编辑的《中国论坛》(China Forum)杂志停刊，这是一本创刊于1932年1月的红色进步刊物，共产国际筹划创办一份新的刊物来取代它。4月，共产国际决定派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去中国工作。作为一本具有共产国际背景的英文半月刊，其办刊方针、资金、编辑都受到共产国际领导，像《中国论坛》一样由宋庆龄负责。大约在1935年下半年，宋庆龄曾三次把新杂志的开办费交给史沫特莱。当时，美国共产党给予该刊物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提供了足以维持一年的经费。1936年1月，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Earl Browder)特派自己的秘书格雷斯·格兰尼奇(Grace Granich)和她的丈夫马克斯·格兰尼奇前来上海，帮助创办《中国呼声》(The Voice of China)杂志。

杂志筹办之初，路易·艾黎便积极参与其中。据格雷斯·格兰尼奇回忆，1936年1月，他们急于创办《中国呼声》，于是先去找史沫特莱，史沫特莱给了他们路易·艾黎和亚历克·甘普霖的地址。当格兰尼奇夫妇前来拜访时，艾黎和甘普霖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不一会儿，史沫特莱也来了，他们几个详细地商讨了资金问题和办刊计划。随后，史沫特莱带着格兰尼奇夫妇四处奔走，介绍他们与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中外人士见面，其中包括宋庆龄。

1936年春，宋庆龄（右二）与路易·艾黎（右一）、格兰尼奇夫妇（左一、左二）等人在杭州的合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经过格兰尼奇夫妇同宋庆龄、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人齐心协力，《中国呼声》于1936年3月15日出版创刊号。

《中国呼声》创刊号（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自创刊起，宋庆龄不断给予《中国呼声》以宝贵的指导和支持。她不仅为刊物提供稿件，还亲自为这个刊物搜集材料，介绍一些人对局势的看法，协助他们做好编辑工作，有些文章就是中共地下党通过她转来给杂志编辑的。宋庆龄曾在《中国呼声》上发表《重申救国》（即1936年11月26日发表的《为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声明》）、《实行孙先生遗嘱》等文章。

宋庆龄在《中国呼声》上发表《重申救国》声明，公开营救被捕的救国会“七君子”。（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宋庆龄身边的外国友人也常用化名在《中国呼声》发表文章。艾黎是《中国呼声》杂志的长期撰稿人，他所用的笔名有凯特·道森、理查德、霍华德、乔大琦、韩素梅、明甫等。曾发表《岳飞:中国爱国者》《太平革命》《人性本善》《来自纳粹国的访者》《台湾——我们失去的领土》《绥远——要塞》等文。艾黎撰写的大部分文章，描述了战争风雨欲来之际上海当地的情景，表明了他反对日本法西斯，热爱和平的愿望，以及对中国地理和历史的兴趣。

路易·艾黎用“乔大琦”笔名发表在《中国呼声》上的《岳飞：中国爱国者》一文。（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路易·艾黎用“明甫”笔名发表在《中国呼声》上的《绥远-要塞》一文。（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此外，《中国呼声》各期特稿栏内连续发表了教育家陶行知和著名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等人的小说和文章。鲁迅和宋庆龄一样，是《中国呼声》的重要赞助人。鲁迅的不少作品经过艾黎等人之手，大量地在《中国呼声》上翻译刊登。他的直观能力、直率态度和精神气质，给艾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半月刊《中国呼声》自1936年3月15日面世，至1937年11月1日被迫终刊，共发行了37期，最后一期为第18-21期合刊。第一期印行2000份，第三期增至5000份。在宋庆龄的领导和格兰尼奇夫妇、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人的努力下，《中国呼声》以犀利的文笔、火热的爱国情绪大量报导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前后民族救亡运动的喉舌。

西安事变前后

通过董健吾陕北之行，宋庆龄与中共最高领导层建立起直接联系，并在国共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宋庆龄没有辜负中国共产党对她的信任，积极与国民党上层中枢人物联络向他们介绍潘汉年，为促进国共合作奔走呼号，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936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毛泽东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亲笔信，进一步表达中共方面捐弃前嫌与国民党当局携手合作共同抗日的愿望。西安事变爆发后，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面对这一突发的重大政治事件，宋庆龄的态度与中共方面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撤离上海避居香港。1937年3月，路易·艾黎回新西兰探亲并游历各国，考察西方国家工厂的安全生产条件。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艾黎提前返回上海。在宋庆龄离沪的前几日，她打电话给艾黎，让他帮忙预订一辆出租汽车。12月23日，艾黎按照约定准时来到莫利爱路寓所。多年以后，他还清晰地记得码头送别的那一幕:

我永远不会忘记国民党撤退后她离开上海的那个灰暗的冬天的早晨。轮渡载客由南京路码头驶往在江中心抛锚的大海船。码头上到处是巡捕、侵略军的宪兵、包探等等。她打电话要我坐一辆出租汽车到她家里去。我到达时，她正同两位已同意看管她的房子的外籍妇女喝咖啡话别。壁炉里炉火正旺，屋子里很舒适，外面却又冷又阴郁。她同她们谈笑风生，然后挥手告别，同我一起坐在车里，李妈——她的忠实的同伴和管家坐在前面，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袱。她挎着我的胳臂走过所有那些面目狰狞、虎视眈眈的家伙，愉快地交谈着，神态自若。没有人查问我们。海船泊在江心，朝着下游，联络船不久便驶开，大船启程了。

    1937年底的上海外滩南京路码头街景邮轮启程南下，于12月26日安全到达香港，宋庆龄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就在送走宋庆龄之前的一个月，路易·艾黎支持养子段士谋和黎雪离开上海去延安。1938年7月，艾黎辞去工部局的工作，赴香港征求宋庆龄对于工合运动的意见。接着，他通过宋子文的安排，坐飞机抵达战时首都武汉，开始从事工合运动。

1937年路易·艾黎与养子段士谋和黎雪合影。（新西兰国家图书馆藏）

来源：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