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合的崛起与勃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短短的几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承载着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大城市纷纷沦陷，接近90%的民族工业遭到破坏；工人失业，难民如潮，哀鸿遍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等国际友人认为，“没有工业，就没有国防”；必须“动员劳力资源”、建立战时“工业根据地”。为此，他们提出一种能够迅速将难民救济、劳工训练与军事动员和生产自救结合在一起的“人民生产运动”设想，从而构筑起广泛深厚的对日作战的“经济防线”。

1937年11月，在一次由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刘湛恩、胡愈之、萨空了、梁士纯、徐新六等人出席的“星一聚餐会”上，艾黎和斯诺夫妇提出了“一项在中国建立工业合作社的简要计划”，并将艾黎起草的《中国工合运动》小册子分发给大家讨论；并且阐明了开展工合运动的重要意义。他们的主张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并随即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设计委员会”，推举银行家徐新六为主席，艾黎为召集人，卢广绵、吴去非、林福裕为设计专家。位于法租界亨利路22号的艾黎住处成为他们筹划、设计工业合作社的办公室。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艾黎领导下的设计班子提出了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建立3万个工业合作社的总体方案，目的是通过广泛建立和发展工业合作社，恢复被毁工业，建设新的经济国防，增加战时生产，从而支持长期抗战。这一组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不仅得到了宋庆龄、周恩来的赞成和支持，同时也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通过宋美龄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蒋介石政治顾问端纳的帮助，最终使这一计划得到实施。为了增强工合成员的凝聚力，艾黎设计了工合标识，把工合二字放到红色三角形图案内，寓意“努力干，一起干”，从此，工合成为一种抗战精神鼓舞着无数工合人前赴后继、努力奋斗。

艾黎设计的工合标志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横滨正金银行正式挂牌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理事会成员有董必武、邓颖超、沈均儒、黄炎培、张治中等国共两党及民主人士；艾黎被任命为行政院主管工合事务的技术顾问并代理总干事。1938年12月，中国工业协会迁到重庆。1939年3月14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推进委员会成立，由沙千里担任秘书，负责拟定协会的组织架构和章程。中国工合《章程》明确规定:“本会以适应抗战建国，发展工合事业，增加生产，树立工业基础为宗旨”；制定指导方针为“增加生产，供济军需民用”，“以适应抗战需要为第一，同时亦注意到社会方面之要求。”其历史使命为“建设经济国防，支持长期抗战”。

1938年8月24日，工合第一个合作社----宝鸡大华手工业铁器合作社成立

1939年,为了争取海外援助，推动国际力量支持工合运动，宋庆龄、阳汉笙等在香港发起创建工合国际委员会。香港基督教会主教何明华任主席，宋庆龄任名誉主席，委员有斯诺、艾黎、普律德等，陈翰笙任秘书。由于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推动，在马尼拉、纽约、伦敦等地成立了工合推进委员会，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各国进步社团以及国际友人中募集捐款,购置机器设备等,支持中国的工合运动。截至1945年底，工合国际从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筹集到国际捐款和捐赠物资价值上千万美元，为支援抗战和工合运动做出重要贡献香港沦陷后，工合国际委员会迁往成都。

工合成立后，先后在全国建立了7个大区办事处和140多个工合事务所或指导站。一条漫长的工合线,从国统区到解放区,从东南敌后游击区直伸入西南、西北大后方,沿蒙古高原直达云南山地,工业合作社交错纵横的点缀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绥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18个省份，为中国抗战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经济防线。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奋勇抗战的时候，三角形黄底红字的工合标识遍布大后方乃至敌占区，所组织的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达到3000多个，社员3万多人，援助了30多万失业者和难民，进行包括纺织、制毯、开矿、铸造、简单机床、陶瓷、化工、药品、皮革、造纸、食品、烛皂以及帐篷、担架、军服、军毯、手榴弹等50多个门类的500多个品种的军需民用产品的生产，为抗战前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生产、筹集和输送了大量军需物资，其中250万条军毯全部用于抗日前线。

“工合”的产业涉及到抗战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举凡国计民生，无所不包”。工合社用简陋的设备，克服各种困难，生产出大量物资，一方面源源运往抗战前线，在直接支持着抗战事业的同时，又不断销往后方市场，满足内地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这对于繁荣战时经济，供应军需民用，抵制日货倾销，粉碎和打击日寇“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经济侵华阴谋，成为“经济国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时中国经济的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美国著名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曾满怀深情的写道：“它给成千上万中国人的中国人提供了工作和教育，并且最后证明，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合作运动的先驱。”

中国共产党对工合运动的支持

工合运动一开始就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支持。1937年11月，艾黎和斯诺把起草好的“工合”发展计划送到武汉时，立即得到周恩来、博古的支持，明确指出，“工合”的主要任务，必须是发展生产，促使蒋介石抗战，并尽可能多地争取美国等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提出工合的推进应先国统区后解放区的拓展策略。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时，中国共产党人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欣然受聘担“工合”理事会理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全力支持，热心指导帮助，保证了“工合”运动发展的正确方向，使“工合”运动不仅在国统区而且在解放区迅速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工合”运动的大力支持和主张发动群众开展全面全民族抗战的正确方针，让艾黎进一步密切了和共产党人的关系。

艾黎（左一）在延安工合办事处的窑洞外留影

1939年至1941年，艾黎两次前往延安，当他向毛泽东汇报“工合”发展情况时，毛泽东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1939年2月12日,艾黎首次到达延安,经毛泽东批准,艾黎在延安成立了西北工合延安事务所,这是工合在解放区建立的第一个事务所。艾黎将自己的养子迈克留在延安,负责1500元留款和2万元贷款。在短短的五个月中,延安地区就建立起15个合作社。1939年下半年,解放区第二个工合事务所——晋东南事务所又成立了。至1940年初,仅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总数就占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中服务性的合作社人数居全国各地平均数之最。1940年初，毛泽东派刘鼎等人到宝鸡和凤县双石铺，帮助艾黎推动工合运动。1943年至1944年周恩来、邓颖超从重庆往返延安、西安途中，两次路过凤县双石铺，住在“工合”招待所，又和艾黎促膝交谈“工合”工作，并给与具体指导。

在宋庆龄和艾黎的不懈努力下，“工合”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和阻扰，利用设在香港的工合国际，积极筹措并向延安和解放区转送了大量国际援款和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工合国际委员会经常委托西北工合承制数量巨大的军衣、军鞋等,然后转交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仅1939年一次就达十万余件棉衣。艾黎在延安从毛泽东那里得知晋西北八路军缺乏制造军火的铁料时,便立即将晋东南的一个炼铁合作社迁到晋西北,帮助第一二○师制造手榴弹等军用物资。艾黎还先后两次亲临新四军皖南驻地,指导皖南工合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对于“工合”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敌后抗日斗争的重要贡献，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区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对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新四军军长叶挺曾专门写信感谢“工合”在皖南组织合作社，发展生产，救济难民，对新四军的巨大支援。这充分说明了“工合”运动在解放区的开展，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建设中华的猛士

抗战开始，路易·艾黎就毅然放弃上海租界工部局待遇优厚的工作和舒适生活，全力投入开展“工合”运动。 艾黎辗转走遍全国16个省，经历过敌机轰炸、车祸、被捕、重病，遭遇过土匪、特务、叛徒等各种险阻，但始终坚持在各地推进合作社的创办。除了要经常到重庆的工合总部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还要到各地视察工作，他的身影遍布各地。艾黎总是亲力亲为，大事小事都要过目。正是在他这种严谨细致的监督之下，各地的物资得以有效调配。当时交通、通信设施都很落后，还不时遇到日军的轰炸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随时冒着生命的危险。但艾黎还是靠着惊人的毅力到各地视察工作，深入基层，了解当地百姓的需求，尽最大努力为当地人民提供帮助。艾黎是“工合”运动的发起者和实际上唯一的长期领导人，是名副其实的“工合之父”。

1941年，艾黎在云南境内下关的滇缅公路上运送一批国际社会援助的抗战物资

工合香港促进社张发祖在1941年出版的《工合与抗战》一书中这样写道：“艾黎氏之帮助工合，提倡工合，不辞劳苦，不避艰险，虽穷乡僻壤亦必亲往指导，详为擘划，两千多个合作社，大部分出于他的擘划经营，十六个省区内都有他视察的足迹。他这样终年东奔西走，席不易暖，他的不辞辛苦，不避危难，为工合服务，确可说完全受着仁心热血的驱使，即在中国同胞中，也所罕见。”

为了向世界宣传、介绍路易·艾黎及他所推动的工合运动，斯诺专门在1941年2月8日出版的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路易·艾黎—建设中华的猛士》的文章，热情称赞艾黎为“中国的头号白人苦力”。

作者：路易•艾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