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来华之初的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在1927年4月21日到达上海。此时的上海已不是艾黎原本想象中的样子，轰轰烈烈的革命景象荡然无存。后来艾黎才知道，就在他到达上海的9天前，即1927年4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实施“清共”，仅3天内，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路易·艾黎抵沪之时，正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不久，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据路易·艾黎回忆，起初他“全然不能肯定要在上海待多久”，他“带在身边的钱只够维持几周的开销”。经熟人介绍，艾黎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火政处工作，后被任命为火政处队长级督察，负责检查公共租界里工厂企业的防火措施。他走访了租界内的所有企业。上海的贫富差距让艾黎震惊，也让他对工人群众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他希望为这些苦难的人们做点事情，正如他自己所言: “回新西兰去的一切想法都烟消云散了”，从此中国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上海工部局同意路易·艾黎入职火政处的公函（上海市档案馆藏）

路易·艾黎（前排右二）任工部局火政处督察时与工作人员的合影

路易·艾黎著《有办法！》，记载了他在上海的经历

1933年，艾黎转任工部局工厂督察长。当时，一些工厂企业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生产事故时常发生，被夺去生命的工人不计其数。艾黎和同事们尽一切努力为工厂的安全生产奠定基础。但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工人们的困苦，因为中国社会的腐朽根深蒂固，工人们难以摆脱制度的枷锁。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艾黎会在周末去上海周边走走。有一次回上海途中，他亲眼目睹6名无辜的青年为了维护缫丝工人的权益，被反动军队指控为“共产党员”而惨遭杀害。这使这位新西兰青年感到震撼和困惑。他的英国朋友亨利·巴林（Henry Baring）——上海一所学校的校长，也是英文报纸《大美晚报》的编辑，给了艾黎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并鼓励艾黎用另一种观点来看待世界上的事物。此后，艾黎有兴趣阅读更多关于社会进步的书籍，也越来越关注中国的革命事业。

与宋庆龄相识

来华之初，路易·艾黎陆续从一些报刊上读到过关于宋庆龄的报道。当时，宋庆龄担任武汉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中国革命局势正发生着剧烈变化。1927年正在中国采访大革命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用她的报道真实记录了宋庆龄要“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与共产党合作和组织工农大众”的立场，当“武汉的胆小的自由主义者们转向军阀的反动立场时，她就不让他们用孙博士的名义来掩盖这种背叛行为”。关于这次采访，斯特朗在《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

“宋庆龄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娴静温雅的人物。她身材苗条，穿着清洁的亚麻布旗袍，举止谦和，端庄，和狂暴的革命斗争似乎不甚相称。……她献身于革命，不仅是出于自己的忠诚，也是千百万普通的中国人出于她是孙中山博士的遗孀而对她表示的敬仰之心。……她同这位比她年长很多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共命运。在斗争中，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她总是形影不离地追随着他。现在，她又以他的遗孀之身，继续为实现他毕生的理想而献出自己的青春。虽然仪态谦和甚至显得柔弱，但她有刚强的气质。”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千千万万中国人》

据艾黎晚年回忆，在尚未结识宋庆龄之前，他已阅读了这本书，对宋庆龄有了初步印象。对于宋庆龄在武汉和莫斯科时期的一些情况，艾黎后来从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Vincent Sheean）写作的《个人历史》一书中有些了解。

艾黎第一次看见宋庆龄是在1929年6月，孙中山灵柩奉安南京中山陵的典礼现场。奉安大典那一天，南京沿途瞻仰送殡移灵的群众达50万人。当时，他正站在迎榇大道旁的观礼人群中。

1929年6月1日，路易·艾黎站在孙中山灵柩迁葬南京的奉安大典观礼人群中，第一次见到宋庆龄

1933年，艾黎在美国友人、进步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引荐下，来到莫利爱路宋庆龄寓所，他真正结识了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女性。

1933年路易·艾黎与宋庆龄在莫利爱路寓所（今香山路孙中山故居）相识

宋庆龄不屈不挠的精神气度、坚如磐石的革命意志、平易风趣的人格魅力,使艾黎非常敬重。在艾黎看来，宋庆龄“表面上是一位退隐的夫人，住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公馆。事实上，她一直很活跃，感到自己有责任秉承孙中山的遗志，尽一切办法继续为革命工作”。

艾黎在上海工作生活的11年里，有许多记忆是关于宋庆龄的。宋庆龄和外国友人之间，彼此以有趣的绰号称呼。有时候，他们会在晚上一起唱唱歌，说些轻松的话题。在艾黎看来，宋庆龄是这样一位女性:

她从未失去还政于人民的理想，以卓越的办法坚持不渝。然而，她总能保持个人的魅力，善于将它用于工作。她虽然专心致志于需要她决定的大事，却也会以幽默和妙语给老朋友的许多聚会带来轻松气氛。“苏吉”，朋友们这样称呼她，她给同她一起工作或以各种方式受她影响的人留下温馨的回忆。

参加政治学习小组

工部局工厂督查的工作让路易·艾黎更深入地了解到了中国底层民众的苦难。在亨利·巴林的影响下，艾黎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开始思索中国的社会问题。

1934年，为了求得对中国黑暗社会现实的理性认识，在宋庆龄的关心和支持下，艾黎和几位外国朋友共同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Hans Shippe）是这个学习小组的发起人，并担任政治指导，小组成员包括与艾黎同住的英国人甘普霖（Alec Camplin），还有史沫特莱、美国医生马海德（George Hatem）、奥地利进步女青年魏璐诗（Ruth F.Weiss）、汉斯·希伯的妻子卢秋迪（Trude Rosenberg）、瀛寰图书公司经理艾琳·魏德迈（Irene Wiedemeyer）、艾黎两个养子就读的麦伦中学教师曹亮等人，以及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派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4位女干事耿丽淑（Talitha Gerlach）、陆慕德（Maud Russell）、邓裕志（Core Deng）和夏秀兰（Lily K.Haass）。

在汉斯·希伯的指导下，小组成员们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列经典著作，以及其他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土地所有制问题、社会发展史、亚细亚社会革命道路的论述。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大家还经常讨论中国及国外时事，特别是上海的形势。通过学习，艾黎等人认识到了工人贫困的根源，开拓了视野，获得了从事革命工作的巨大动力。

宋庆龄为使政治学习小组成员了解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要求他们进行社会调查。1935年5月起，宋庆龄鼓励马海德以科学研究为名，在艾黎的帮助下，对上海工厂中的电镀铬中毒危害问题进行研究。他们调查后写出了《铬中毒在电镀工业里的情况》学术报告，揭露了残酷剥削童工和职业性中毒等严重社会问题，对工厂铬中毒问题提出许多改进意见。这项调查是中国关于工业公害对青年工人（包括童工）影响的第一项研究。

支持中共地下工作

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艾黎所在的学习小组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那些地下联络员会带来一张江西省地图，指出蒋介石进行军事“围剿”以及红军开展斗争的地方，使学习小组成员不断获得关于革命根据地的消息。有时，中共地下组织会交给学习小组一些具体的事情，或者要求他们帮助传递信息，这往往是颇为冒险的。

艾黎的挚友马海德曾问过他：“你就不害怕被敌人抓住吗？”艾黎坦然地说：“不!不怕!要干革命就应当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下了这样的决心，就什么也不怕了。”

艾黎寓所顶楼的小房间里，按照共产国际指示，设置了一处秘密电台。电台由甘普霖负责，两位德共女党员协助他工作，与在国内一些地方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

1937年上海愚园路鸟瞰，红圈标识处为当年路易·艾黎家顶层设置秘密电台的小阁楼

艾黎的住所也经常被用作地下党员、革命志士的避难居留地，实际上他的住所成了一个秘密据点。有时候，史沫特莱会带来一个中国人，在艾黎家住上几天，甘普霖和艾黎不会去打听他们的真实姓名。1935年秋天，史沫特莱安排一位周先生入住艾黎家。其实，这位周先生就是曾在上海中央特科从事情报调查工作的刘鼎。

晚年时的刘鼎和路易·艾黎合影

1936年，被蒋介石派往陕北“剿共”的张学良将军秘密派原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来上海，希望能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系。宋庆龄认为，刘鼎最适合代表中共去张学良那里，于是安排董健吾与刘鼎接洽。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传来消息，需要派一位进步记者和一位医生到陕北。宋庆龄推荐了艾黎的好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马海德大夫，他们将与刘鼎同行，由西安进入陕北苏区。

此后，艾黎和史沫特莱就承担了在上海为陕北红军购买医药和其他供应品的任务。他们想了许多办法从药店买出大批药品，然后发往西安，由刘鼎转给红军。

1936年9月间，刘鼎委托艾黎把红军东征缴获的巨额山西省银行钞票兑换成通用的法币。艾黎机智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把钱带回了上海。后来，宋庆龄将钱款凑满1万元，电汇给了刘鼎。这笔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刘鼎用此款为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很多工作。

来源|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