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英国青年乔治·何克（George Hogg）来到了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的重要发祥地陕西宝鸡，投身中国工合运动，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在西北期间，何克以西北办事处秘书的身份，考察访问合作社，积极宣传西北合作社的发展和需求，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报道工合，争取国际外援，促进合作社发展。1942年春，何克被任命为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校长，此后他便将主要精力投身于为工合运动培养技术人才和干部的工作上，组织了学校西迁甘肃山丹的工作。在山丹，何克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入培黎学校的建设，直到1945年7月不幸因病去世。从1938年2月到1945年7月，在短短的7年中，何克克服种种困难，深入了解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宣传中国，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中国抗战的事业中，无论是担任西北工合办事处秘书，还是负责培黎学校的管理与教学，何克都以极大的热情忘我地工作，为中国工合运动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谱写了不朽的篇章，何克也成为了联结中英人民友谊的纽带。

西北工合外事宣传秘书

1938年8月，在汉口担任美国新闻社临时记者的何克，经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介绍认识了正在筹办工合的路易·艾黎(Rewi Alley)。艾黎正需要人手来向全世界介绍工合运动，于是就邀请何克加入，但条件是只发生活费而没有薪俸，并且工作量很大。艾黎告诉何克，如果他愿意，可以设法到位于陕西宝鸡的工合西北总部卢广绵主任处报到。艾黎第二次见到何克是一年以后，而此时何克已经是中国工合西北办事处的一名正式工作人员。

何克是1939年10月和燕京大学赖朴吾（Ralph Lapwood）教授一起到达宝鸡的。到工合西北办事处报到后，根据赖朴吾教授的建议，卢广绵主任安排何克担任工合西北办事处的外事宣传秘书，负责对外宣传工作，工号是114，他也是西北工合的第一位外文秘书。自此，何克以十二万分的热情投入工合工作，以外事秘书的身份考察西北合作社发展情况，足迹遍及陕西、甘肃、山西、河南等地。他参加合作社的会议，与社员座谈，以自己的视角，从新闻专业的角度报道西北工合各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写下了许多迷人的报道，描述了一幅幅工合社员生产生活的真实生动画面，为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工合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份工作虽然很辛苦，但何克非常喜欢，他在1941年给家人的信中说“这真是个好差事。既可以搞工业，又可以从事社会工作，两者结合得再好不过了，同时又有机会写作和旅行，可以大量接触中国真正的老百姓------农民，善良的老农，还有那些最具备社会觉悟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

实际上，第一个真正成功的合作社----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就诞生在英国，而且对世界的合作社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37年，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何克在前往中国的旅途中，曾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Sam Franklin’s 合作社农场呆过一段时间，这个合作社的社员既有黑人也有白人，他们共同经营并分享合作社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在日本，何克成了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和宗教领袖贺川丰彦（Dr.Kagawa）的客人，参观了贺川博士在日本推行的合作社。何克发现贺川博士所推行的合作社对改善民生非常重要，并接受贺川博士的邀请，决定在他的穆里尔（Muriel Lester）姨妈离开中国后返回日本进一步了解和学习合作社的运营。贺川博士是激进的和平主义者，为帮助贫苦老百姓，他积极倡导建立了信用、生产、消费等多种类型的合作社，致力于通过合作社运动促进和平主义。1938年7月初，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和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帮助下，何克曾到延安访问，感受到了一些延安精神。1939年初，再到日本短暂访问后何克返回中国，从北京绕过封锁线进入抗日游击区。在河北曲阳的宋家庄，何克看到虽然人们生活艰苦，缺衣少食，但学校照常上课，成人教育照样进行的乐观主义精神时他惊讶不已，肃然起敬；应晋察冀游击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邀请访问晋察冀边区时，他熟悉了各种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民组织，瞥见了中国抗日运动的真正基础，感受到了非占领区普通民众的坚强精神，使他对中国的未来寄予希望。他决心要生活在普通民众中间、深入了解新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和穷乡僻壤发生的工业革命。想必这些考察和经历为何克日后从事工合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担任西北工合办事处的外事宣传秘书后，何克以满腔热情投入工合抗战事业，不论走到那里都受到工合员工的普遍欢迎。大家都把他看作是“亲爱的同工”，而他说自己是与工合“结婚了”，“虽然身体疲劳，但想到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精神是愉快的！”。他经常不辞辛劳地奔波于西北工合的各地合作社，收集写作素材，反映工合社员和职工的生活现状和艰辛，报道他们工作中取得的成败、困难和需求，为国外的工合促进委员会提供了第一手的宣传资料。作为一名普通的员工，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何克用英语写的资料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何克的工作从下面的一些活动中可见一斑。

担任“洋秘书”后，何克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到宝鸡以南160英里外眉县的一个村子的小工业合作社工作。后来，他又坐上卡车去汉中，帮助一个合作社起草商业计划书，并指导帮助该合作社恢复生产。在有关宝鸡的合作社考察报告中，他指出一些规模较大的合作社因生产方式落后开始赔钱因而开始转变营销策略。到秋天的时候，大部分纺织合作社开始生产军毯，以避免和外地来的高级毛毯之间的竞争。宝鸡合作社在进行优化调整后有62个合作社，其中27个纺织社、6个机械社，还有2个印刷社。在有关汉中合作社的报告中，他指出汉中工合的主要工作是给当地人提供生产资金，推行标准化生产，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作坊重组成新的经济体，组织生产和销售，恢复当地因战乱受到影响的手工业。他详细地报道了采访到的汉中油布合作社发展的过程，报道了这个油布合作社是如何由9个之前都在一家私人小工厂工作的人员组织起来后进行生产和销售，最后取得很好的成就的。

1940年冬，何克花了3天时间，把400吨羊毛分别送到甘肃南部和陕西的军毯纺织合作社，回来时又去了一趟天水。在考察天水的合作社后，何克骑着自行车从天水一路向北，一天后到了以棉纺织业著称的秦安县。1941年1月，何克到兰州考察合作社。在工合通讯上发表 “边陲的毛纺工业”一文。在该文中，何克详细描述了自己所考察的三个毛纺合作社的发展历程，并对他们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了比较，为读者提供可以借鉴的发展经验。关于兰州考察的所见所闻，何克在他的著作《我看到一个新中国》中进行了全面的报道，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甘肃工合发展情况及人文社会的背景。

在晋东南，何克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由共产党员鞠抗捷领导的工合，遇到了因身份暴露而紧急撤离到晋东南工合办事处担任供销部经理的聂长林。何克看到晋东南的合作社工作者在当地成立了工合小学，不仅教工合人的孩子，也接收难民和当地农民的孩子入学。当一些合作社因战争不得不停工时，工合事务所就组织社员们到学校学习会计、管理、历史和语文。何克报告称，虽然能够听到10英里之外的枪炮声隆隆作响，但社员们的日常学习并未受到影响。他们从溪里提水，熬粥吃早饭，读墙报，升旗，做早操，整理床铺，席地而坐，伏在膝上的木板上记笔记，听课学习。他们一般在下午唱歌后还要组织一个小时的答疑活动，解决社员的学习问题，而且每周还组织常规的辩论会。

何克多次到河南的洛阳等地考察合作社。1940年在伏牛山腹地鲁山工合事务所，何克见到了事务所的5位骨干成员，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工业最发达的省份—辽宁、山东、江苏、湖北和广东。鲁山事务所在了解了当地社员的基本情况后，为吸引当地人参加合作社，专门设立了扫盲班，为学员编印了汉字读本，组织社员们每晚花一个小时学习汉字，同时组织社员了解和学习中国工业合作社组织章程。在鲁山，何克认为最具革命性的合作社之一是由12名正式社员和6名学徒组成的妇女编织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社员的年龄平均不满20岁，他们每天下午3-4点停工，开始上课，内容包括识字、了解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学唱革命歌曲。晚上他们还要阅读来自洛阳的报纸。每个社员和学徒都有生字抄写本。在合作社骨干的帮助下，一个18个月前还不识字的女孩，现在已经能用现代会计方式记录合作社的往来账目。何克认为洛阳妇女合作社是合作社的一个典范，她们不仅组织社员生产，而且给社员进行文化教育，每天晚上坚持安排社员花两个小时进行学习或者排练音乐舞蹈。他对社员组织起来从一个私人手里购买设备建立的印刷合作社印象深刻，因为这个合作社从成立之初的25名正式社员，很快就发展为70名。在一年的时间里合作社实现的净利润为35000元。在生产中，70个社员分成若干小组，吃、住、学习都在一起，社员都统一着装，服装由合作社提供。每天早上，所有社员都在窑洞前的打谷场上一起晨练，晚上还要打手球，学跳新编的工人舞蹈。在一周的学习结束时，各小组都要开展自我批评会议，会议记录要在每月合作社全体大会之前交上去。一位62岁的合作社主任，放弃每周因公出差可以在城里‘奢侈’一餐的机会，整整一年，他都坚持上交每次在城里节省的饭钱，足足有10个铜板。一天，何克被邀请赴晚宴，吃了合作社新发明的‘抗战包子’，白生生的面里包着一颗土豆。一位工合的组织者对何克说中间的土豆就是日本人，他们钻到中间，“我们就把他们团团包围，一口吃掉，叫他们有来无回！”。

1942年8月，在陪西北工合办事处卢广绵主任实地查看潼关以北的平民县受灾情况之后，何克说：“现在，我才深深了解了这片土地和人民。我知道这些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民，不管那些脑满肠肥、养尊处优的政府官僚们在灾难面前怎样手忙脚乱，自顾不暇，可这些中国的百姓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家园，坚持灾后重建。”“我感到重获新生，信心满满。——直到今天，我才幡然醒悟，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些英雄孕育于平凡而普通的日子当中，而不是我或者其他人笔下渲染的那个样子。”

除实地考察合作社的工作外，何克还参加工合的会议以及参与工合西北办事处的接待工作。如1939年12月，何克去重庆工合总部参加会议；1940年3月中下旬，在宝鸡接待曾照顾过他的新西兰护士何明清（Kathleen Hall）；9月，去重庆参加工合第二届工作会议；1942年9月到宝鸡参加接待英国考察团的活动等。此外，何克还帮助工合培黎学校制订计划，撰写报告，拍摄照片，并收集整理培黎学校孩子们身上最能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故事，供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各国促进委员会用于筹措办学经费的宣传。在采访新闻之余，何克对中国农村的风俗，人情，地理，文物等，都随时考查、研究，并将其采访心得，考察结果等在英国报纸及杂志发表，宣传中国文化。

白河在1941年7月15日《工合战士》上所发表的“洋秘书何克先生”一文是对何克工作的生动描述和总结：“他（何克）负责起草各项英文报告与宣传文件工作，日夜不停的苦干，如果你走过他的住处，就能听得踏踏踏…打字机跳动的声音。如果有什么请他译述的文件，你只要和他详细的说一遍，他就能很好的译述出来，对工作从来不倦怠，冷热寒暑，都一样的努力。”“为了汇集材料，他也到各工合据点视察。他很能吃苦，一天能跑一百多里路，能吃中国茶，能吃中国菜、中国饭，到了合作社，调查十分详细，归来后，再比较、研究，将结果送交国际报纸发表，所以他代工合的宣传，在国际间有很大的效用。”“他做事有一种永远乐观的精神，在一般同工中种下深刻的影响。他痛恨日本对於中国的侵略，他不计报酬，不辞艰苦，愿为中国这个新兴事业——工合运动服务。”

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校长

1942年春，何克被任命为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校长。虽然此后何克还是去外地考察合作社或参加有关的合作社会议，但逐渐地，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按照学校的教育理念为工合培养合格的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方面。在接管学校后，何克不仅是校长，同时还是代课教师，生活辅导员。工作中，他发扬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处处以身作则，努力培养师生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很快使学校工作走上了正规。何克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培黎学校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其办学的目的不仅使那些家庭出身贫苦的年轻人学到生产的本领，而且也使他们学会把学校和工合当作自己的家，学会集体的生活。

为了培养学生的管理能力，使他们成为未来工合的骨干，培黎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每周召开一次由伙食、墙报、劳务、图书读报、体育、娱乐戏剧等6个学生工作部联合组织的全体学生大会，共同讨论决定学校发展的重大事项，通过会议和讨论锻炼学生如何运用民主。为了锻炼学生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学校引导学生们办起了消费合作社，自己采购食物并销售，使他们在实践中掌握合作社的管理技能。

让学生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掌握技能是培黎学校的重要教学原则。接管双石铺培黎学校后，虽然有好多困难需要克服，但何克还是想方设法建起了纺织组和机械组，并根据学生的文化基础状况将全校学生分成3个组，分别授课。学生们一般上午在教室学习，下午在机器车间、在织布机或者一台陈旧的福特V-8型卡车发动机旁实践。何克实施‘任务教学法’，让学生牵头建设纺纱车间；实施‘项目教学法’，让学生接管高斯车间，完成‘水轮机’项目工程，为学校一大批机器提供动力；实施‘做中学’法，组织学生自己管理消费合作社。学校迁至山丹后，何克又带领学生积极参与木工、蒸汽机、发电机、车床、刨床、钳工和毛纺等车间的建设，将建设、生产和教学紧密结合起来，不仅使学生掌握了技能，也为学校的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专业技术教学中，何克注重教师队伍建设，一方面对学校教师进行培养和引导，使他们爱校如家；另一方面克服困难，派学习最好的学生外出学习学校需要的技术，回校后补充到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生产建设中。何克的工作，不仅为培黎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形成了培黎学校半工半读、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教育模式的雏形。

在学生管理方面，何克很细致也很有耐性。为了培养学生以校为家，以工合为家，何克将‘艾黎的亲情教育法’贯穿于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何克给学生治病，花大量的时间倾听他们诉说不幸和困难，给孩子们缝补破损的衣物，购买营养品等，为学生们营造出了一个家庭的气氛，使孩子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在双石铺，为了生计，何克购买了一些可耕地，种瓜点豆，让孩子们能吃到新鲜蔬菜；没有牙膏就让学生用盐刷牙；衣服破了让学生自己缝；师生伙食的采购和管理也由师生轮流来做，人人平等；新生没有宿舍，何克就腾出自己的房子让学生住，而他又带领学生在山脚下挖窑洞住……。何克不仅将自己会唱的很多抗日歌曲教给学生，而且常常组织学生下乡访问，收集民间歌曲学唱。他不允许学生阅读荒诞低俗的书籍，不允许学生撒谎，他指出“我们要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集体，有效地进行工作，我们之间都必须忠诚老实，要说真话”。为增强学生的体质，何克不仅通过体育课编了一套体操科目，带领学生做；而且亲自带领学生上早操，从来没有间断过。为了加强对学生在用餐、就寝和遵守纪律方面的有效管理，何克将学生分成3个组，每组选出一个组长管理。为了防止学生因地域观念拉帮结派，学校每年分4次将组别打乱重新调整。此外，何克还通过对学生来源、家庭背景等的分析，找出影响学生团结的主要因素然后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增进学生间的了解，促进团结。在教育的过程中，何克也与学生们经常就不同的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虽然有时学生们称何克的观点为“洋主意”，但通过辩论，同学们逐渐养成了独立思考的意识。何克努力做的就是把培黎学校变成一个有机整体，一个踏实肯干、乐观向上、不怕苦、善于创造、并具有独特精神的集体。因为何克深信，培养有责任心的国家建设人才的关键取决于塑造他们的模子。

何克给了培黎学校学生们很多教益，他让学生懂得了实干的极端重要性。他痛恨学生模仿上层阶级懒惰的坏习惯，为学生树立了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的榜样。他成了这些培黎学校学生们生活的一部分，谁都不会忘记他。他的挚友和导师艾黎说“乔治属于那种天姿聪敏，充满青春朝气的人。他既有成年人的实干精神，也保持着孩子般的童心。这使他能了解青少年，把自己看成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成员。他非常热爱中国受苦受难的孩子，他认为孩子是人类宝贵的财富，没有身体强壮、富有智慧、热爱祖国的孩子，就没有民族美好的未来。”和他生活相处了5年的学生范文海指出，何克知道如何与普通人民一起工作，丝毫不以恩人自居或觉得他这样做有什么了不起。他给培黎学校的孩子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给了学生许多教益，而这些对学生的成长是非常需要的。

“乔治·何克，这是位天生的教育家”，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在1943年到访位于陕西凤县双石铺培黎学校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1945年8月24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这样评价何克：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培黎学校建成了像早期丹麦民众高等学校那样充满活力而又现代的学校。他很擅长运用常识，把他从自己所受英式教育中学到的东西拿来解决中国教育中的问题。来自中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聪明而又坚强的年轻人组成了这个学校的学生团体。

新中国成立后，培黎学校的学生根据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奔赴石油战线，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有培黎人是对培黎教育成果的最好诠释。

“四个孤儿”的养父

1940年，通缉共产党员的风刮到了西北工合，地下党员聂长林因为暴露了身份被组织紧急调往晋东南事务所工作，家里留下了四个孩子和生病的妻子。考虑到聂长林走后不可能很快就回来，孩子的母亲又有病，根本照顾不了孩子们的实际情况，在西北工合妇女部工作的、聂长林的战友任立之便与何克商量请他来照顾这个家庭。任立之是何克的挚友，不久也要去前方参加八路军。虽然照顾孩子对年轻的何克来说有许多困难，但考虑再三后何克还是应了下来，接受了这个重托。当何克在工合晋豫区办事处遇到前往晋东南工合事务所工作的聂长林时，他告诉聂长林回宝鸡后会全力照顾他家人的生活。何克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洛阳回到宝鸡后，何克就通过工合社员联系聂家，把两个年龄较大的孩子送到双石铺上学，让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和接受技术培训。与此同时，何克还尽力接济帮助这个家庭。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愿意公开帮助有共产党嫌疑的家庭，可何克却不管这一套。1942年夏，何克给了老大（聂广淳）一百元钱，让他们兄弟俩回去看望他们的母亲。当得知孩子的母亲病重时，何克便亲自到永清堡去看望。看到聂夫人病的不轻，何克决定立即送她去宝鸡的工合医院治疗。何克帮聂夫人洗头、洗脚、换衣服，也洗了两个小孩子的衣服。一切收拾好后，何克从当地的纺毛站借了一副担架，又雇了两个苦力抬着聂夫人，他自己则在肩上扛着老四（聂广沛），老大和老三（聂广涛）跟着，一起走上这段25公里去宝鸡的路。医院终究没有能挽救住这位母亲的性命。聂夫人去世后，老三和老四被送进了宝鸡的“战时儿童保育院”。1942年夏，何克和老大去保育院看望老三和老四。当看到两个小孩子在保育院的生活很差，身体多病、虚弱时，何克立即决定将他们两个也接到身边亲自抚养。从此，何克在从事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的同时，也名副其实地成了四个孤儿的“父亲”，履行起了父亲的责任。何克把老三和老四接到双石铺后，让老三和自己住在一起，老四因为太小（只有三岁），生活不能自理，就寄养在当地的人家代为照管，但每到星期天，何克都要把他接回窑洞一起度周末。何克经常为孩子们洗澡、理发、换衣服，培养他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为了使体弱多病的老三（六岁，从保育院接出来时因患有多种疾病，身体极度虚弱）恢复体质，何克和艾黎特意买回一只母山羊饲养。何克用羊奶喂老三，逐渐地，他的身体也和小羊一样，一天天强壮起来。到了1943年春天，何克便把他送到双石铺的双镇小学读书。何克要老三和其他小学生一样，按时上下学。何克除了每天早晨叫老三按时起床，让他吃饱穿暖之外，还要检查他的家庭作业。

何克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现在我收养了四个儿子，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有一段时间我未精心照管他们，后来我在他们的衬衣里找到了74个虱子，还有一些未抓尽，我把衬衣烧了。给他们每人买了两件新衬衣和两条新裤子。上次我又做了检查，我在一大堆衣服中只发现3只跳蚤，我这个当父亲的也感到自豪，他们现在喜欢洗澡了……”

学校从双石铺迁往山丹的途中，在兰州，老四患上了严重的‘百日咳’。何克为此到处求医，并亲自护理，为他打针，喂他吃饭。当有人家想收养老四时，何克坚决表示不同意。到山丹后，何克送老三、老四去当地的小学上学，在看到老四因受老师的不当惩罚而被打的又红又肿的屁股时，何克气得在地上直打转，坚决不让老三、老四再去该校上学，把他们留在培黎学校，这样他们也成了培黎学校最小的学生。

在双石铺，国民党当局要求培黎学校所有年满16岁的学生都要加入三青团时，何克感到很无奈，不止一次爬到双石铺最高的丰禾山上落泪。老大当时也16岁，为了避免他去三青团，何克送老大去了天水纺毛生产合作社，数月后，当情况得到改善时，何克又将老大接回了培黎学校。

在何克的精心照管下，四个孩子养成了洗澡和勤换衣服的习惯，而且每到周末，老大都会领着弟弟们去河边洗衣服，何克为此感到莫大的自豪和愉快。何克真是一个有爱心的人。那时，孩子们都十分顽皮捣蛋，有时会惹他生气，但何克从来不发火，而是像慈母一样耐心地教育和帮助他们。孩子们说，如果没有何克对他们的哺育，就没有他们的生命，也就没有他们后来的成就。可以说，何克虽不是他们的亲生父母但胜似亲生，他对孩子们百般照顾，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孩子们都十分热爱和敬重何克。

2007年，当记者詹姆斯·迈克马努斯（James Macmanus）(《黄石的孩子》的作者)在北京采访聂家四兄弟时，除了老四，其他人都对“高鼻梁的外国人”保持着鲜活的记忆，都清楚地记得这个外国人是如何带着硫磺和消毒剂闯入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不停地洗澡以除去虱子和疥疮，如何想方设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增加他们的体重，改善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当然孩子们也没有辜负何克对他们的培育，解放后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在不同的岗位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个人也得到了很大的进步。退休时，老大是原吉林省通化市电业局变电所副所长，工程师；老二（聂广涵）是原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高级工程师；老三是原中国农垦总公司辽宁分公司高级农业经济师；老四是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高级工程师。

中英人民之间友谊的纽带

在到西北工合工作之前，何克曾以合众国际社兼职记者的身份采访报道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新闻，广泛地宣传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为西方了解中国做了许多宣传工作。1941年何克在抽空花很多时间完成自己第一本书稿的写作之后，就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出版商出版。在给穆里尔姨妈的信中，何克说这本书虽然是在战争进行中不断旅行了18个月写下来的，但它不是对所发生的战役和轰炸的新闻性描述，而是叙述人们对战争的不同回应的故事，是人们在身边的世界被摧毁时如何勇敢地斗争以存活下来的故事。何克所描述的就是人性的善良，以及在这场野蛮的战争中，拼命挣扎的人们是如何抛下平日的冷漠而团结起来开展生产自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当时，出版歌颂西北农民的英雄气概的书是要冒政治风险的。虽然穆里尔（Muriel Lester）姨妈、海伦·斯诺（Helen Snow）等人都给出版商推荐这本书，但出版商大都委婉地拒绝了。

1942年，当美国著名的出版商、《生活》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访问宝鸡时，何克陪同亨利考察宝鸡合作社并将书稿交给了亨利。在亨利的推荐下，美国的小布朗公司（Little, Brown & Co）同意出版该书，并在征询何克意见，删减一部分内容之后以《我看到一个新中国》为名于1944年在美国和英国正式出版发行。《我看到一个新中国》一书用大量的篇幅详细报道何克在考察合作社以及培黎学校工作的经历，他在工作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他自1938年到中国以来的亲身经历，让世界了解到了40年代初中国的一个真实方面，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尽管这本书在结构和内容完整性方面存在很多瑕疵，但它的出版依然得到人们广泛的积极评论。《纽约时报》的评论员马克（Mark Gayne）说，《我看到一个新中国》描述的是勤劳且充满创造力的普通中国人的故事，这些人包括合作社社员、抗日战士、逃难女工、受灾农民、‘红小鬼’等，他对所有人都充满了热情与敬意，而他对这些普通人的详细描述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中国……。其他方面也对该书好评如潮，《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观察者》等都发表了积极的正面评价。《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匿名评论员虽然不喜欢何克的写作风格，但却很赞扬工合运动和何克帮助中国人民的精神。《观察者》评论认为，“这本书敢于直面现实、不矫揉造作，绝对是对他旅行的生动记录”。这本书对于西方了解中国普通民众的精神、沟通国家间普通百姓的理解和友谊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英国工党合作派下院议员乔治·伍兹在阅读了《我看到一个新中国》一书后，尽管已经59岁，但他依然历经千辛万苦率团访问中国西北，实地考察何克正在工作的、建在戈壁滩上的学校。

1945年7月何克不幸在山丹病逝后，伦敦的《新闻编年史》在9月发表了一篇呼吁文章，寻找六名愿意到中国为工业合作社工作的人来顶替何克的岗位，因为这位才华横溢的牛津大学毕业生曾在中国的西北独自肩负6个人的工作。很快，有将近六千名年轻人回应了这份呼吁，表达了到中国艰苦的西北工作的意愿，继续从事何克未尽的事业。

改革开放后，1984年，艾黎1967年在新西兰出版的、反映何克故事的书《Fruition—the story of George Alwin Hogg》由段津、高建翻译，以《从牛津到山丹》在国内出版。1982年1月12日，艾黎在给译者段津的信中说：“在中国几乎没有宣传过乔治·何克。他一生的经历确实是丰富和有意义的。我想，将该书译成中文出版，将能鼓舞众多的人，并能加强真正的国际主义事业。”

为纪念何克，在原山丹培黎学校学生的建议下、由艾黎提议倡导兴建的、以纪念何克等国际友人为目的的“山丹培黎图书馆”1984年在山丹建成，艾黎亲自到山丹参加了开馆典礼。甘肃省剧作家姚运焕同志以何克、艾黎为主角创作的电影文学《塞草青青》被搬上银幕，何克的外甥马克·托马斯（Mark Aylwin Thomas）特地从英国赶来，扮演了“何克”。该片多次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在群众中引起好评。1984年，时任英国《每日电讯报》驻北京的记者詹姆斯·迈克马努斯在知道何克的故事后，花时间查阅收集何克的相关资料，走访了许多与何克工作、生活过的相关人员、何克的亲属，在报纸发表介绍何克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986年，牛津大学瓦德姆（Wadham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学院设立了一项以乔治·何克命名的奖学金，并且将何克就读时住过的宿舍命名为何克宿舍。2007年迈克马努斯完成了反映何克故事的书稿《Ocean Devil》的写作，并于2008年以中英文出版发行，中文名为《黄石的孩子》。以此书为蓝本，由著名导演罗杰·斯波蒂伍德（Roger Spottiswoode）执导的影片《黄石的孩子》也在2008年以中、英、日文版在全球发行，何克的故事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何克的母校英国圣·乔治中学（St George’s school）与恢复重建的山丹培黎学校建立了姊妹学校关系，展开了师生互访交流活动圣·乔治中学每年还举办何克周，并在学校建有小的何克档案馆，供访问者和学校师生学习了解何克的事迹。何克的养子老三、老四于2010年8月应邀访问该校参加何克周的活动，并与何克的亲属在何克的故乡见面。2015年10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的欢迎晚宴上深请地说：“我们不会忘记英国曾经向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经济和道义援助。一个中文名叫何克的英国记者，积极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还担任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由曾扮演过何克的马克·托马斯所著、讲述何克故事的书《Blades of Grass》（草叶集）于2017年正式出版发行。以促进英中人民之间了解和友谊的英中了解协会（SACU--Society for Anglo-Chinese Understanding）在其2065愿景倡议中成立了何克教育合作基金，并加强了与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工合国际）的合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弘扬何克的国际主义精神。做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4月给工合国际回信精神的一个重要活动，工合国际主席柯马凯2018年率团访问何克的故乡、母校，致力于谱写新时期国际友谊的新篇章。很明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英两国人民都没有忘记何克，他依然是中英人民之间友谊的重要纽带。

从1939年10月抵达宝鸡，到1945年7月22日在山丹去世，何克将自己全部精力贡献给了西北工合的指导、视察和宣传报道以及为工合培养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的培黎教育事业。这期间，他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力所能及地帮助贫困群众，不仅用生动的语言宣传报道发生在工合合作社的故事，而且还在把自己对工合人才培养的理解付诸于培黎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奠定了培黎工艺学校教育模式的基础；这期间，源于对一名弃家奔赴抗战前线的共产党员的承诺，何克精心照顾他的“四个孤儿”，使他们能够在“父亲”的关怀下健康成长；这期间他挤出时间完成了《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的写作并在国外出版，讲述中国普通民众的抗战精神、工合运动。何克满腔热情为普通中国人服务的事迹赢得了中英两国人民的敬重。今天，何克的事迹仍然在促进着中英人民之间的友谊发展，何克的国际主义精神依然在激励着更多的人从事促进世界和平、和谐发展的事业。

（作者刘国忠系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高级教师，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执委，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