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路易•艾黎，他不仅与我的父辈有缘分，而且这种善缘还延续到了我们这一代。20世纪30年代，我的父亲、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和路易•艾黎都是上海麦伦中学的校董，他们因为学校的教育工作常常在一起碰头。而我的长兄陈一鸣和路易•艾黎的养子王季香（后改名为黎雪，英文名字叫迈克）在麦伦中学是同窗。每当王季香的“外国爸爸”来到学校的时候，同学们都要围住他们父子俩开开玩笑。而艾黎呢，总是很亲切地和大家有说有笑。当时，校长沈体兰组织了一个“星期二聚餐会”，许多爱国人士参加，我的父亲也是主要成员之一。就在那儿，艾黎向大家报告了支援抗战的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的宏大计划，受到大家的热情支持。总之，我从小就从父亲和长兄的口中，知道路易•艾黎这位伟大的国际友人的名字和他的一些事迹。

    我有幸直接接触路易•艾黎，是在1987年3月，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三S及其他国际友人在上海”研讨会，孟波会长和我（时任上海市对外友协秘书长）接待了从北京专程赶来参会的路易•艾黎。他身材颀长，目光炯炯有神，穿着咖啡色的西装，打着一条蓝色的领带，手拄拐杖。他握手很有力，开口就用上海话说：“大家好！我在上海蹲过11年了！”一席话，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路易•艾黎在研讨会上的第一个演讲，题目叫《上海地下斗争十年回忆片断》。

    本文简要地介绍一下路易•艾黎在上海的11年。 

青年时代的路易•艾黎

为改善童工待遇奔走呼号，与中共地下党建立联系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生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地区斯普林菲尔德镇。曾获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西兰第二远征军服役，两次负伤；因表现出色，荣获原威尔士亲王勋章。1927年，30 岁的艾黎来到中国。

    那是1927年4月21日，刚刚乘船抵达上海的路易•艾黎从一个码头工人身 边走过，那位工人竟朝他脸上吐了口唾沫。“为什么对我这样仇视？”艾黎望着这个工人远去的背影问自己。他环顾四周，自己得出了一个结论：“上海在当时有许多外国军队，工人中有强烈的敌视心理。”进入市区，他的惊讶变成了震惊，他发现十六铺马路两侧的电线杆上，赫然挂着盛有人头的笼子！原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第二天，路易•艾黎经人介绍到虹口救火会，当上了小队长。这一年的5月16日，他到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消防处，担任检查工厂防火措施的见习官；几个月后，任该处督察员。

    艾黎经常深入工厂，直接接触工人群众，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热情全都用在了踏勘中国人居住的街巷上。他花大量时间学习中文和上海话，熟悉了解普通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在从事督察工作期间，最使艾黎痛苦的经历之一，是看到在当时的缫丝业体制下，童工所遭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于是，他利用自己的职权，为改善童工的待遇而奔走呼号。

    1929年，当看到一批缫丝工会的人被作为共产党残杀之后，艾黎开始意识到只有进行根本的变革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在《上海回忆片断》里写道：“我回顾在上海的十一年，记起许多在革命年代的好朋友。是信念之火造就他们的坚强，使他们成为男女英雄。一九二七年后当我首次到上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上海呢？愈来愈多的警察随时可能出动逮捕思想有违国民党需要的人士；每周里都有青年在龙华惨遭屠杀；多少志士领袖被解往南京雨花台被杀害。然而，革命的工作仍一直坚持着，身负重任的人们从不顾念何时警察就会冲进来，把自己带走。作为一名置身山西山区前线的战士固然英勇，在上海做一名地下工作者那也是多么的英勇。他们的名字不为人们所记，但他们的事迹将铭刻永存。”

    此后，路易•艾黎结识了宋庆龄，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他和上海一些进步的国际朋友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小组。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小组成员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这使他们可以不断获得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消息。艾黎明白了中国国内的斗争，并越来越关心这些斗争。

    在1929年至1935年间，美国记者、社会活动家史沫特莱在上海展开了繁忙的社会活动。她对艾黎在工厂的督察工作很有兴趣，加上艾黎会翻译，而且能讲上海方言，所以经常让艾黎带她去上海的弄堂访贫问苦，艾黎也由此进一步加深了与上海底层阶级的接触。

设立秘密电台，掩护进步人士

    我保存有一张素描画，作者是我的长兄陈一鸣。画面上，有一幢小楼，路易•艾黎就曾居住在这里。这是一幢英国式双开间三层砖木结构的建筑，建于1912年，至今依旧存在，位于愚园路1315弄4号。室外有扶梯可直上二楼居室，底楼前半部分为会客室和餐厅，后半部分是厨房等辅助用房，底楼沿弄堂有汽车库，房前有小花园。    

    1934年起，艾黎参加上海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共建立联系。当时，通过一个外国人作掩护是相对安全的，因为他们住在租界，受到保护，比较容易开展革命工作。路易•艾黎恰恰就是任职于租界工部局的洋人，且住处幽静，因此，中共组织常借此开展秘密工作。

    艾黎的住处是中共党员的接头地点和避难所，史沫特莱曾把刚从东京来沪的国际问题专家陈翰笙带到此处，以躲避租界当局的搜捕，后又由艾黎护送登上远洋轮船，脱离危险。1935年底，艾黎又承担起一项新的任务——在家中顶楼小间架设秘密电台，以便中共上海党组织与正在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但时间长了，公共租界的人还是产生了怀疑，开始挨家挨户地询问。查到艾黎家时，他来不及拔掉电源线，好在工程师看到一个旧冰箱，断定是冰箱漏电引起电量增加，这样才化险为夷。

    艾黎后来回忆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传来，我们都无比喜悦。借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节的机会，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酒会。宋庆龄、史沫特莱和正在筹办《中国呼声》杂志的美共党员马克斯·格兰尼奇夫妇都赶来参加，地下党负责人刘鼎也参加了这次聚会。本来这些人平时不喝酒，这次都举起杯来。”

    当年12月，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影响下，上海各界民众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国民党政府被爱国运动搞得神经紧张，到处搜捕革命者，风声越来越紧。艾黎听说当局要检查他的住所，为了刘鼎的安全，他和史沫特莱等人商量后，将其送到宋庆龄家里躲避了几天。

募集捐款，支持抗战

    此后，路易•艾黎和史沫特莱承担了在上海为陕北红军购买医药和其他供应品的任务。他们想了许多办法才从药店买出大批药品。这些药品和其他货物先是被发到西安，然后由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接收，再想方设法转交给红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艾黎的母亲克拉拉女士同样热爱中国。为了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骑车在新西兰各地募集钱款。

    全面抗战爆发后，路易•艾黎担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技术总顾问和代理总干事。那时，中国 70% 的现代工业陷入瘫痪，于是艾黎写了一份关于中国生产问题的调查报告，并且提出建立工业合作社的建议，得到了宋庆龄的支持。为了使工合运动在全中国广泛地开展起来，从1938年至1942年，六年间路易•艾黎奔走了大半个中国，行程达三万公里。经过艾黎和同仁们的努力，全国各地工合组织发展到1500个，产品供应军需民用，援助了20多万失业者和难民。

收养孤儿，从事教育

    路易•艾黎终身未婚，却儿孙绕膝——他曾先后领养了六名中国孤儿。其中，长子和次子都是在上海的这11年里领养的。

    长子叫段士谋，小名阿兰，是绥远灾区的孩子。艾黎于1930年去西北参加赈灾工作，对流离失所的灾区儿童非常同情，回沪后便从孤儿院里领养了段士谋。次子是前文提过的王季香，他曾经是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一名小侦察员。1932年湖北洪水泛滥，王季香失去双亲后被送进了武汉的孤儿院。艾黎当时正在武汉参加赈灾、修堤的工作，他目睹了几十万难民无家可归的惨状，便从孤儿院认领了这个11岁的孩子。后来，艾黎又教育培养他的孩子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离开上海后，艾黎在位于甘肃河西走廊腹地的山丹县开办了一所山丹培黎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工业技术人才。在这里，艾黎度过了将近十年的时光，潜心于教育工作。

    综上所述，路易•艾黎在中国60年，其中包括在上海的11年，始终同中国人民同甘共苦，关心和支持中国的革命和建设。1977年12月2日，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艾黎 80 寿辰举行的宴会上，邓小平在祝词中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同志、老朋友”，并指出：“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 50 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的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十年后的1987年12月27日，路易•艾黎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邓小平亲自为他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新西兰领导人也给予他高度评价。

    路易•艾黎写过一首诗，这首诗也是他一生的总结：“中国给了我生活的目的/给了我一项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事业一年比一年更加丰富/它使我得以置身于/前进中的亿万人民的行列/这一切多么意味深远/谁还能想到什么报酬/会比我得到的这一切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