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艾黎为了纪念他的朋友乔治•何克，曾写过一本书， 1984由北京出版社翻译并出版，书名叫《从牛津到山丹：乔治 何克的故事》。    

　　时间是难以用年月来衡量的。在八年抗战的漫长岁月里，从1937年到1945年8月抗战结束前不到一个月的这段时间，对于乔治•何克来说是度过了整整的一生。由中国革命的鲜血和激情浇灌的一棵幼小树苗，长成了坚实的大树。 
　　在中国死去的英国青年很多、很多。他们有的是被强征入伍，在两次鸦片战争或在对太平天国进行干涉的战争中被送进坟墓的。他们穿着领子扣得紧紧的花哨军装，不是死于中暑或霍乱，就是被愤怒的人民所击毙。在中日沿海一带，为殖民主义送命的也不乏其人。但是乔治•何克却属于另一类英国人。他是出于对中国革命的信念而捐躯的。他触碰到了中国革命的火花，这一火花在中国大地上到处点燃了荡涤一切污垢的熊熊烈火，而乔治自己也成了这场越来越旺盛的熊熊烈火的一部分。 
　　荏苒二十年过去了，乔治生前熟知的人们对他仍然记忆犹新。现在，我坐在北京，翻阅着他母亲给我送来的他写的信札和文章，择其要者，撰写进本书。乔治学习了中国革命，他对许多人来说，至今仍有着重要意义。他是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的纽带。他的英名是永存的，而那些声称要“对付”中国的老牌帝国主义分子的浮华的称号却早巳为世人忘却，他们的铜像也已销熔，用来制作儿童玩具了。 
　　美国大路上的游历既已完成，乔治就随姑姑去了日本。在日本，他发现平民百姓对日本政府的宣传竟深信不疑，认为日本军队是在帮助中国。他姑姑介绍他结识了和平主义者朋友。这些人急切想让他看看日本生活的圣洁方面。接着他来到可怜的、战乱中的、被占领的上海，看到那些悲苦凄惨的景象，感到十分震惊。日本军队和他在日本刚刚告别的人迥然不同。他们焚毁了四周围的村庄，用刺刀挑死了庄稼人，城里挤满了饥肠辘辘和流离失所的人们，他们你看我，我看你，瘦骨嶙峋，忍寒受冻，相继死去，唯一的生路是向侵略者屈服，拣拾废铁，供制造用于屠杀内地同胞的炸弹。乔治来到医院的伤兵中间，这些伤兵正死于饥饿和伤痛。他目击成千上万的家庭整个寒冬在石头路面上栖身，有一条麻袋作垫的人就算是幸运的了。妇女在水泥路上生育，如果有一张报纸遮盖身子聊以御寒那就是万幸了。旅行者们报道他们所见的惨状以及少年儿童如何因缺少新鲜食物和蔬菜而害了脚气病。 
　　乔治决定在中国逗留一些日子，实地了解中国人民和他们面临的问题。到他该去印度并接着回国的时候，他对姑姑说：“对不起，姑姑，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他确实永远没有丢下他们。他带着剩下的几英镑钱，启程前往当时各方的中心——汉口市，一面担任美国合众国际社自由撰稿记者，一面开始学习中文。 
　　乔治在去内地的路上，他一觉醒来时忽然浑身颤抖，原来他得了伤寒，在发烧。事有凑巧，正好有一位新西兰护士在回冀西一所小医院的路上也到同一村庄歇脚。她用毛毯把乔治包起来，再把他塞上一辆大车，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着，两人都睡着了。后来她又以出色的机灵和勇气让他连被带人躺卧在毛驴的坐鞍上，自己则在一旁步行，晕后终于到达医院。凯塞琳.霍尔(中文名：何明清)在北京新政府成立后的头十年中曾从新西兰来进行过访问，那时她年逾七十，但仍然是一位出色的，身材细小的妇女，对中国人民的事业抱着热诚的信念，她对中国人的成就充满赞赏。她去石家庄瞻仰了白求恩陵墓，在抗战中，她曾用药品支持过这位加拿大医生。 
　　乔治康复期间，熟悉了各种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民组织：“自卫团”、“农民会”、“工会”、“妇女会”、“儿童团”。一天，一群人骑马来到村里，给这位英国人送来了晋察冀游击区司令员聂荣臻的请帖。他们带着他来到了聂将军的司令部。他在将军的司令部访问了一个星期，受到很多启示，然后一起前往红色政权所在地阜平。路上他们停下来出席了“军民合作会议”和规模较大的“人民大会”。他们接着北行，发现红色政府原来就隐蔽在一座古庙里。 
　　在全边区，寺院的和尚和游击队处得很融洽，在这个地方也不例外。学生团和代表团的紧张生活、办公室和紧随敌人脚跟的几百个政府机构进行的繁忙的联络工作，不断的电话，无线电报来往，对于这些，和尚们均视若不见，照样进行着古老而平静的佛教活动! 
　　乔治写到了红军：“这是我生活过的全世界中最好的地方，是牛津大学也比不上的。” 
　　聂将军要乔治参观整个地区，给他派了一个陪伴，四名警卫员，于是他们上马出发了。 
　　一天，有电报说，已经作好安排，让一批护送人员通过危险的郑太铁路。乔治骑的是一匹日本人在山区拉车的马，铺盖卷权作马鞍。马儿踏着重步往南走着。到司令部后，乔治发现一匹漂亮的小马正在恭候他呢。他一直庆幸自己的运气好，不料那匹小马却把他摔倒在地，他的打字机、照相机、日记本和胶卷全部掉进了污浊的溪水里。（来源：节选自《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序 作者：路易•艾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