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8日，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颁奖典礼。获奖者是由5600万中国网民投票选出的，涵盖了新中国成立前后100年间，对中国帮助最大、最受中国人民爱戴的十位国际友人。专程从新西兰赶来的菲利帕女士代表已故伯父，接受了这个荣誉。她手中的翡翠奖牌上，镌刻着一个伟大的名字——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在中国工作奋斗长达60年之久，成为新西兰的传奇。他在中国人民最苦难的时刻来到中国，为遭受严重剥削的工人奔走呼喊，为贫苦孩子们创办“培黎工艺学校”；他自愿赴灾区救助难民，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中国人民。他终身未婚，却儿孙满堂，他在中国收养的子女，如今很多已经四世同堂。时过境迁，但这些子女却都深深铭记着他们的亲人——路易·艾黎。

参加新西兰远征军

“你灿烂的微笑留在我们心中，你慈父的情怀温暖着我们，你把一生交给我们的土地，你把思念留在我们的心间，爷爷，我仿佛听见你坚实的脚步；爷爷，我忘不了你忙碌的身影……”见到段海英时，她唱起了“为爷爷写的歌”。段海英是路易·艾黎的养子段士谋之女，父亲虽然去世多年，但她和母亲至今仍对艾黎满怀深情、记忆犹新，“我的父亲是山西人，爷爷是新西兰人”，段海英常常这样介绍自己。

段海英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讲起爷爷的传奇。“爷爷30岁时，从新西兰来到中国上海，他原本只办了6个月的签证，想看看这个神秘的国家，可后来却一待就是60年。”

1897年，路易·艾黎出生在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里区的斯普林菲尔德，父亲是一位中学校长，母亲曾积极参加女权运动。艾黎从小在一种艰苦劳动、遵守纪律、尊重教育、挑战权威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在基督教男校中的成绩只是中等。

1916年，19岁的艾黎如愿走进了军营。在那个年代，对年轻人来说，战死疆场，让自己的名字刻在阵亡将士名录上，是值得骄傲的英雄。艾黎被编入新西兰远征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被派往英国，不久转往法国。1918年8月，他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色，还荣获了原威尔士亲王勋章。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新西兰也受到冲击，出口不断下降。而报纸刊出消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被革命震撼的国家”，艾黎萌生了去中国看个究竟的愿望。1927年4月21日，他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下了船，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但他并不知道，几天前，这里发生了“4·12”大屠杀，数千名共产党人和工人遭到逮捕和枪杀，整个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围中。

段海英回忆：“爷爷经人介绍，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消防处找到了一份工作，当上了虹口救火会的一名小队长。他和同事们有些不一样，不吸烟，也不喜欢跳舞，就热衷于到小巷子里的工厂和车间去检查消防安全，这项工作当时没有人愿意主动去做。”因为工作出色，10个月后，艾黎被任命为消防处队长级的督察。1932年，又被任命为上海租界公部局工业科首席工厂视察员。艾黎从早到晚辗转各个工厂，最让他痛苦的，是看到当时缫丝业体制下童工所遭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

“爷爷说，许多孩子不过八九岁，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12小时，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了，工头就用开水烫他的小胳膊作为惩罚。不少童工因遭工头痛打而哭叫。”在艾黎不停的奔走呼吁下，上海公共租界内的缫丝厂开始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艾黎还和刚到中国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一起，搜集电池厂童工的尿液，进行“铬中毒”研究；他还进行了纱厂工人包身工制、住宿制的调查，对那些严重剥削工人并酿成事故的工厂老板尽量施加压力，要求改变。但他们敷衍不办。这时，他渐渐明白，仅凭一己之力，力量太过薄弱。

只有一人的光杆司令

1929年，艾黎决定利用自己的假期，参加在绥远地区的赈灾工作。在火车上，他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们也是这列火车上仅有的两个外国人。在车站休息时，斯诺看到在站台上散步的艾黎，他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艾黎被太阳晒红的面孔，满脸风尘，上面的头发乱蓬蓬地竖起，当他用那粗壮的两腿，按照他的特殊姿态立着，他看来好像植根于地上似的。他的大头，好像一座石头大山雕刻出来的侧面，引起我的注意……整个夏天，艾黎都在斑疹伤寒患者中间工作，发放救济粮，修筑灌渠，护理病弱儿童。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不理解这支只有一个光杆司令的救世军。”

从绥远回来不久，一批灾区的孤儿被红十字会送到上海，艾黎收养了其中一名14岁男孩，也就是段海英的父亲段士谋，他给这个孩子起了个英文名字叫“阿兰”。“爷爷当年给红十字会付了60块大洋，说要领养一个绥远的灾童。红十字会先找来一个‘少爷’，爷爷说他不要富人子弟，要找穷人家的孩子。第二次，他就看中了父亲。他说父亲看上去聪明伶俐，又很朴实，走起路来还有一点骑士的风度，他非常喜欢。”

1932年末，艾黎经一位美国朋友介绍，认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通过史沫特莱，又结识了宋庆龄、鲁迅、冯雪峰、陈翰笙、黄华等一批中国进步人士。艾黎经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讨论世界和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形势。

在上海的日子，艾黎逐渐和革命组织建立关系，他的住所成了很多地下党员的活动场所。段海英说：“当时为了安全，他还给父亲和后来收养的迈克定了三条家规：不能问来的人叫什么名字；不许问他从哪儿来；不能问他到哪儿去。父亲还记得爷爷让他帮忙寄包裹，让他拿左手写字，就为了不容易被人辨认身份。”

1935年底，艾黎还承担起一项新的任务——在家中架设秘密电台，与正在长征的红军保持通信联系。“因为爷爷住在公共租界，他专门找来一个工程师，把电台的电源直接接在外面的公共电表上，不容易被察觉。但时间长了，公共租界的人还是产生了怀疑，开始挨家挨户地询问。查到爷爷家时，他来不及拔掉电源线，爷爷本身就是公共租界的一名官员，他就像对待自己的老朋友一样，把客人迎进来，很镇静地请他们到地下室。这时，工程师看到一个旧冰箱，断定是冰箱漏电引起电量增加，爷爷才化险为夷。”当年，通过一个外国人作掩护，是相对安全、有保障的。因为他们住在租界，受到保护，比较容易开展革命工作。抗战全面爆发以后，艾黎将自己的养子送到了延安去参加革命。

面见毛主席

2008年，好莱坞著名导演、执导007 系列之《明日帝国》的斯波蒂伍德，推出影片《黄石的孩子》。电影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名单，讲述了抗战时期一名英国青年乔治·何克为了革命理想来到中国，帮助战争孤儿的故事。这部电影就是根据艾黎撰写的传记改编的。何克确有其人，他不但和艾黎结下不解之缘，两人还共同收养了一个孤儿，名叫聂广沛。记者几经辗转找到了他。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艾黎辞去上海的工作奔赴武汉，他的新头衔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技术总顾问、代理总干事。当时，中国70%的现代工业陷入瘫痪，艾黎写了一份关于中国生产问题的调查，并提出建立工业合作社。宋庆龄看到这份报告时笑着说，艾黎又收养了一个“孤儿”。为了使工合运动在全国广泛地开展起来，6年间，艾黎奔走了大半个中国，行程达3万公里，援助了20多万失业者和难民。

1939年2月，艾黎搭乘印度援华医疗队的车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那是一次突然的会面，他回忆说：“当时我正同朱德坐在那里，还有许多部队的司令员，毛泽东忽然走了进来，我用上海话夹杂着南方话和他交谈，他善于倾听别人讲话，总是启发你多讲。”艾黎向毛泽东介绍了工合成立以来的发展状况，毛泽东表示赞同他们的事业，并鼓励艾黎坚持下去。他们的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

1938年至1942年是工合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经过艾黎和同仁们的奔波努力，全国各地的工合组织从1938年的仅有69个，发展到1942年的1590个，月产值达2400多万元。工合的产品供应军需民用，不但成为反封锁的有效手段，还对堵截日货的倾销，打击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策略起了重要作用。抗战期间，工合国际委员会募集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捐款达到500万美元。

英国青年何克，就是看到工合组织后，主动找到艾黎要来帮忙。他后来成为艾黎的得力助手，先后担任工合的秘书兼视察员。当时，聂广沛的亲生父亲是一名地下工作者，公开身份是工合下属学校的一名教师。后来因身份暴露，他匆匆转往革命根据地，就将一家老小托付给了何克。聂广沛常说自己有3个爸爸，“何克把我从死亡线上救出来，后来把我送进艾黎创办的学校。”

在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腹地山丹县，有一座山丹培黎学校，作为甘肃省重点中专，这里声名远扬，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工业技术人才。校园里随处可见艾黎的塑像。1940年，艾黎在陕西双石铺着手创办培黎学校，把学校命名为培黎，意思是为黎明而培养。在山丹培黎学校，艾黎度过了将近10年的时光，潜心于教育工作。

创办学校初期，何克作为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以延安的革命精神和八路军的思想作风来管理学校，教育学生。上世纪40年代，日军从东往西占领了陕西潼关，逼近双石铺。何克带领着60 多名中国孩子躲避战火，从双石铺出发，翻山越岭2000 多公里，抵达甘肃山丹，培黎学校也迁往此处。然而1945 年，何克却因为在一场篮球比赛中受伤，染上了破伤风，去世时年仅30 岁。至今，山丹祁连山脚下，还竖立着他的墓碑。

终生未婚，儿孙满堂

聂广沛说，这两位外国人对自己影响至深。“因为小时候爹走了，亲妈死了，按理说一个孤儿童年应该是很不幸的，可是我恰恰遇到了一个英国人，一个新西兰人。小时候他们照顾我的生活，长大了管我们的学习和吃喝拉撒。对我来讲，从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孤儿，我有家，有爹有妈。那个爹（艾黎）就是妈……”

聂广沛还记得，孩子们的头发长虱子，他就给孩子剃头；每个礼拜都去水池给他们洗澡。他们开始不敢下去，都被艾黎一个个推了下去，但他也下去保护他们；他担心孩子缺乏营养，千方百计弄来大桶的鱼肝油蘸馍馍给孩子吃。“我现在没有一天不在想念他，我一直挂着他的照片。艾黎就像我的母亲一样，他在我脑海里的记忆是不可能忘掉的。培黎学校让当年很多吃不饱、穿不暖，甚至生命都有危险的孩子，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家。”

1953年秋天，艾黎从山丹搬到北京永久居住，专职从事维护世界和平运动的工作。1972年，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开始松动，新西兰也在同年12月23日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当时的西方世界对中国所知甚少，大使们到任后一片茫然。但新西兰的外交官发现，他们并不需要从零开始，因为这里有一个“宝贝”，那就是路易·艾黎。“他对中国了解那么多，又广受尊重。我们得到了他最热情的指点和帮助。澳大利亚的大使简直嫉妒我们了。”一位新西兰驻华大使这样回忆。

从1958年起，艾黎在北京台基厂大街一号的小楼里居住了29年。他的生活简朴无华，每天的饮食既简单又单调，他不吸烟也不喝酒，马海德大夫的夫人苏菲为他织的毛衣，直穿得边破线断，也不肯买件新的。曾担任艾黎秘书的李建平说：“他基本没什么积蓄。每月工资800元，扣除生活费之后，剩下的钱不是为山丹培黎图书馆买书，就是资助学校的建设。他去世时，银行里的存款只有3400多块钱。”

艾黎终生未婚。但是他的晚年生活却充满天伦之乐。每到周末，在北京的几个养子都会带着孩子到艾黎这里欢聚。“他老人家80多岁高龄的时候，每天还戴着老花镜，滴滴答、滴滴答，一直在那不停地用那个机械打字机费劲地敲字，我记得他的著作有53本，译作是13部。我有时候看着他的背影，心中特别感动，一个80多岁的老人，终身矢志不渝地为自己所喜爱的事业奋斗，像我们60岁退休了，退休后，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段海英说。

艾黎多方面的成就赢得了众多的荣誉头衔，包括作家，诗人，教育家，“工合之父”，北京市、甘肃省荣誉公民等等。1977年12月，“文革”后刚复出的邓小平，在艾黎80岁生日宴会上尊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朋友、老战友”，总结他一生的贡献时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这是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在华一生的崇高评价。

从1985年起，艾黎的身体每况愈下。1987年12月27日，他因患脑血栓并发心功能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他在自传中写道：“在中国我十分荣幸地被当作一名工作同志，在这里我生活得很愉快，我是一个新西兰人，但我也变成了一个中国人。”(来源:人民网-环球人物 作者：袁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