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艾黎侄儿【莫里斯·艾黎（Maurice Alley）】：去世前他还惦念着中国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横滨正金银行大楼挂牌成立。这家简称“工合”的经济组织，到1942年在中国10多个省吸纳了数以万计的难民和失业工人，建立了2000多个工业合作社，生产数十种民用消费品和军需品，为中国抗战做出了特殊贡献。

发起和推动“工合”运动的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      

日前，记者通过培黎学校马国华老师联系到“新-中友协”主席荣大为先生，通过荣大为先生给艾黎在新西兰的侄儿莫里斯·艾黎（Maurice Alley）发去采访邮件。一周后，莫里斯·艾黎给记者回了邮件。

莫里斯·艾黎在邮件中表达歉意，说他那里天气不好，耽搁了回邮件的时间。

他最后一次看到叔叔是在1987年，叔叔离世前两个月。当时艾黎很虚弱，但是借助搀扶还能走动。艾黎在医院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但还回家和我们喝下午茶”。“他眼光闪动，告诉我们，医生不让他参加山丹学校重建的开学仪式令他失望，中国南方农村的发展问题也令他担心。”

莫里斯·艾黎说，艾黎对中国人民具有极大的信心，他相信他们的能力，他们奋发图强，努力受到良好教育，这些都将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艾黎非常喜欢中国多样性的传统文化，并希望这些成为未来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8年在武汉创建‘工合’，在叔叔的自传中有描述，但他并没有在我们面前夸耀此事。我出生时，没有有关‘工合’运动的个人记忆，但我能明白，它发生在中国抗战的比较关键的时刻。1948年，当我上小学时，我开始清楚叔叔在‘工合’运动中的角色。”

莫里斯·艾黎表示，艾黎在中国的主要角色，是支持和组织中国人民参与抗战。艾黎不辞辛劳的工作，维护“工合”组织的团结，努力为运动赢得国际声援和资金支持，他还同时要应对对“工合”怀有敌意的国民党当局的武力威胁。

这一切使得艾黎上世纪40年代成为新西兰的英雄，但在50年代他被麦卡锡主义的支持者们诽谤为和中国共产党走得太近。这一时期艾黎持续为世界和平工作，并回到新西兰的家乡几次。他的工作最终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新西兰总理大卫·兰格访华，在北京接见他而得到认可，他在中国所做的一切，为新西兰与中国发展双边关系铺平了道路。

2.抗战史专家章绍嗣：与斯诺一起提出“工合”设想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抗战史专家章绍嗣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自1927年踏上中国土地，路易·艾黎在中国度过了60年的传奇人生。

武汉保卫战期间，路易·艾黎为筹建“工合”，在汉口奔走于国、共高层和英美外交人员之间，还培训“工合”工作人员。这段汉口经历是路易·艾黎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起点。

“工合”建立在汉口，最初设想在上海。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艾黎和斯诺夫妇居住的租界成为“孤岛”。艾黎和斯诺到“孤岛”外的上海工业区，看到被炸成废墟的工厂，工人失业成为难民。

此时艾黎的身份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处防火督察、工业督察长。他和斯诺讨论时局，认为“中国除非发现一个方法，动员劳力资源，以及那种我们能预见到的流动战，建立工业根据地，否则必然是要失败的”。

艾黎将设想印成一本《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的小册子，阐明中国沿海工业已经沦陷，后方工业品匮乏，采用合作社的方式，发展小型工业或半机器工业，利用大后方丰富的工业资源和工人难民的人力资源，生产迫切需要的日用工业品和军需品。

宋美龄支持这个计划，她表示要去说服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并要见到艾黎。艾黎接到已先期到汉的卡尔大使的消息，立即辞去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工作，转道香港来到武汉。

为成立“工合”求助于周恩来、宋美龄      

到了武汉，艾黎发现孔祥熙的态度仍然不冷不热，经济部长翁文灏直言“中国需要工业，但不需要合作社工业，中国老百姓是亲共的，把经济大权放在他们手里是不行的”。一些国民党官员认为这个计划是个“杂凑的理想”，难于成功，因为中国人家庭观念重，“苦力们宁愿在难民所领救济，也不会搞合作”。

此时的武汉已是初夏，外围的保卫战如火如荼，日军的空袭轰炸接连不断。艾黎在闷热中四处奔走，他要努力说服在汉的国、共各方高层，说明这个计划切实可行。

艾黎找到了，讲起有关“工合”的事，周恩来表现了极大的热心。周恩来建议让有威望的爱国民主人士加入“工合”，那样可以让“工合”不至于成为国民党附属的一个官僚机构。

在孔祥熙召集的一次工业投资会议上，事情有了转机。宋美龄冲进孔祥熙的会议室，把艾黎、蒋介石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和孔祥熙，叫到一间会客室。宋庆龄当面指责孔祥熙毁掉了她的许多计划，这一次毁不了了，必须马上给“工合”开绿灯，艾黎必须尽快得到授权。

迫于压力，孔祥熙给“工合”颁发了授权书。孔祥熙担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艾黎担任技术顾问，并代理“工合”协会总干事，负责筹备“工合”成立。

    1938年     8月     5日 ，“工合”在汉口横滨正金银行大楼挂牌成立。    

3.艾黎学生杨春林：他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辈      

 “工合”在汉口成立之初，人员有限，经费十分困难。孔祥熙答应提供500万元贷款，但迟迟不兑现。为了保证工作人员的生活开销，开办第一批实验性合作社，艾黎拿出自己从上海工部局辞职领得的养老金。

为了“工合”事业，斯诺前往香港，将宋子文拨给“工合”的200万元，约合4万美元，以国外筹集贷款的名义汇到汉口。这笔钱让艾黎度过了难关。

孔祥熙发现“工合”有外界援助，一些工业合作社在各地开办起来了，于是打破了观望，很快也为“工合”提供了一些贷款。

当日军将进一步深入西北，当时在武汉的中共长江局组织部长秦邦宪（博古）找到艾黎，希望艾黎将武汉的工业以合作社的形式尽量弄到西北农村去，以支持八路军与日军持久开展游击战。艾黎根据秦邦宪的建议，设法将武汉3个棉纺厂和50多个中小工厂迁到西北地区。

“工合”在汉口成立后，举办了短暂的第一届“工业合作社”讲习班，有二三十名热心“工合”事业的人士参加。艾黎授课，这些人成为首批去各地开办合作社的指导员。

第一届讲习班 8月   17日 结束，武汉形势已非常紧张，部分“工合”骨干成员带上经费，先期离开汉口，去陕西宝鸡成立“工合”办事处。艾黎则与国民党协商，把他考察过的一些工厂迁往西北，并讲述上海沦陷后工厂的遭遇，国民党最终同意每天派6列火车载工厂物资开往西安。

不久，艾黎决定把“工合”总部迁往重庆，艾黎随后离开武汉。  

1938年12月，“工合”总部正式迁到重庆，之后在重庆和全国10多个省扩大了“工合”组织，高峰期在全国成立了2000多个工业合作社。

今年76岁的杨春林老人是上世纪40年代山丹培黎学校路易·艾黎的学生，从长庆油田退休后他定居陕西宝鸡，杨春林老人日前接受记者采访，讲起路易·艾黎，感慨艾黎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辈，他将自己一生都献给了中国。

杨春林说，当时在培黎学校，他才十几岁，上预科，艾黎给预科班上英语课，给年龄大的学生上内燃机构造与原理。

“他是个亲切和蔼的人，从不发脾气，上课也很随意，冬天教室里没有炉子，会带大家到外面太阳底下上课。”礼拜天，学生们喜欢到他的住处，在那里能吃到糖、罐头，有时艾黎还会给他们理发。

后来杨春林去了陕西石油学院继续深造，上世纪50年代与去了北京的艾黎通信往来。

杨春林说，培黎学校的外国老师陆续回国了，学生们曾问艾黎为什么还是选择留在了中国。艾黎说，中国需要他，他可以告知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文革”期间，大字报贴到了艾黎所在的中国对外友协的院子里，艾黎仍说他不能离开中国，他走了，没人证明他在培黎学校的学生们的清白。因为在当时，培黎学校险些定为间谍、特务学校，学校学生都有被逮捕的危险。

“文革”结束，艾黎状态很好，继续在全国各地走动，写作，为中国的建设发展献计献策。（来源：长江日报2015年7月24日 作者：万建辉）